十大元帅之谜-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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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有何不可？问题在于不能把老挝作为大国交易中的筹码，任意摆布，老挝人民的命运应由老挝人民自己决定。后来的消息证明，维也纳会谈未就任何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陈毅却力争主动。他广泛开展会外活动，促成老挝富马、苏发努冯和文翁三亲五会晤。美国多次阻挠此事，先是指使文翁不来瑞士，来后又要他拒绝和苏发努冯会晤。陈毅以坚持不渝的耐性，多次与西哈努克亲王、法国和印度代表磋商，多方推进，终于取得三亲王在苏黎世会晤成功，并就老挝内部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使许多在正式会议上未能解决的问题，都在会外会谈中解决了。既然如此，会议就再没有理由不进入实质性讨论了。
美国仍不甘心，又在会上抛出一个新草案，要由国际监督委员会来全面管制老挝的外交、内政、军事、经济。陈毅在会议第五次发言中揭露这是“利用保护之名实行强占之实”。然而，达成协议的道路何在？在结束此次发言时，陈毅本着求同存异精神，综合归纳了开会以来各代表中所有可取意见，取其精髓，列出了四个方面的共同点，也即求出了各国发言的“最大公约数”，表现了灵活的策略思想及平等协商、寻求协议的精神，从而一扫40多天来会议步履艰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沉闷、混乱以至悲观的空气。
至此，会议开始协议具体条款的谈判，前面还有一段漫长艰辛的路要走，会议将进入拖而不断，无大文章可做的状态。陈毅请示中央之后决定暂离日内瓦回国，将代表团工作留给副外长章汉夫及部长助理乔冠华去做。临行前，陈毅参加了一次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举行的鸡尾酒会，遇见了美国代表团长哈里曼。哈里曼年届70，人称美国外交界“不落的明星”。他虽反共，但不赞成杜勒斯“遏制”中国的死硬政策，并提出过访问中国的申请。此番来日内瓦，他做出一些较为积极开明的姿态。酒会上，他想和陈毅搭上话，先与中国王炳南大使搭话，又让夫人与中国女工作人员搭话，最后，由加拿大代表朗宁介绍，主动向陈毅伸出右手。两只手刚一握住，记者们便纷纷抢下这一有历史意义的镜头。巴黎《快报周刊》评论说：“美国政治家主动和中国政治家握了手，这是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这表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美国不能再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日内瓦漫长的谈判曲曲折折，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又两个月，终于1962年7月21日达成了协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达成了关于老挝的停战协议。陈毅高度评价中立国家在会议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并提议由西哈努克亲王来主持签字仪式，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国代表团的赞同。当西哈努克亲王由法国启程前来日内瓦时，陈毅根据报告，提前15分钟赶到西哈努克亲王下榻的别墅迎候。当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一行乘车到达别墅时，陈毅第一个迎接上去，第一个握手，并且是第一个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西哈努克深受感动。当他进入会场时，特意挽住陈毅的胳膊，并肩出现在各国代表的面前。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以成功的记录载入了史册。
4 陈毅张茜伉俪之谜
陈毅元帅向以性格豪爽、心地耿直而著称，然而，“英雄肝胆亦柔肠”。在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中，他与张茜志同道合，相濡以沫，谱写了一曲动人肺腑的情感乐章，也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增添了一层奇美的色彩……
4。1 “辛苦就是没有老婆”
陈毅是直到40岁才成立家室的。这位19岁登轮出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20余年浪迹天涯，走南闯北。如果我们不想在任何伟人头上绘制灵光圈的话，那么根据他的同窗挚友的回忆以及他自己留下的文字，可以认为他并非完全没有谈情说爱的机缘和内心的向往。因此，除却险恶的客观环境使他在投身革命时不得不作出牺牲外，他在选择终身伴侣时的审慎也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重要因素。1929年，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七大”以来的情况，住在他的挚友处。
当友人问及年来踪迹时说：“你这样跑不觉的辛苦吗？”陈毅诙谐地回答：“一点不觉得辛苦，辛苦就是没有老婆！”尽管如此，在中央苏区的五年间，虽有相对稳定的时期，他依然没有草率从事；至于在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三年间，极其艰难，当然就完全不可能考虑此事了。老一辈革命家这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胸襟和郑重严肃的态度是令人钦敬的。
1938年春，张茜响应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号召，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是演剧队和歌咏组的成员。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经常到军部开会并观看她们的演出。相貌端庄的张茜以演技的高超和对革命的热忱赢得了陈毅的好感，而陈毅作为新四军中兼资文武的儒将，也深为张茜钦敬和仰慕。这样，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张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我爱这战斗的春天，我爱这春天的战斗！”陈毅极为赞赏，他在写战地通讯《江南抗战之春》时特地引用了这句话。当然，也有人对他们的结合不以为然，主要是认为彼此的年龄差距甚大。对此，张茜是有主见的。她对挚友说：“年龄差距不是主要的，我感觉学问和政治水平远不及他。
我要和他相称，成为伴侣和助手，只有发奋学习，才能缩小差距。他出身书香世家，文化修养很高，对古典文学和法国文学都有广泛的了解，赋诗填词写文章造诣很高。他又是红军初创时的高级领导人，文武双全。我在各方面都要甘当小学生，拜他为师，从头学起，努力做到基本相称。“陈毅在一次关于整顿军纪的报告中，曾经批评过一种不正之风，似乎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某些想法。他说：”从山沟沟里打了几年游击，一旦进到城里来，就想‘成家立业’了。同志们不想想，鬼子还没有被赶出国土，老百姓还没有安居乐业，我们就想‘成家立业’吗？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又说：”我还听到个别的同志用野蛮的手段追求从上海来的女同志，追求不到手就说人家‘思想落后’，难道那个女同志一定要嫁给你才算‘思想进步’吗？我说，要追求女性么，也得自己先努力学习啊！同志们不但要学打仗，还要学文化，要有一定的教养。她们从上海来的女同志，都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的，难道要她们爱上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大老粗，才算‘进步’吗？“陈毅的这番话，使与会者哄堂大笑，深感司令员的话是入情入理的。
1940年夏，新婚才三个月，陈毅率主力离开苏南茅山根据地，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战局面，张茜则去苏中搞地方工作。而后又会合，在黄桥战役最紧迫的关头，张茜一直随其左右，整理书籍文稿，“坚壁清野”，准备万一。皖南事变后，陈毅出任代军长，张茜则参加反“扫荡”斗争。在她即将返回军部与陈毅重逢之际，陈毅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呤成一绝：“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这是一种动人的情感。
1943年11月，饶漱石策动“黄花塘事件”，陈毅奉命赴延安，由于路途艰险，加之张茜生下次子才两个月，她未能同行。这更添加了陈毅的怆然之意。陈毅经由淮北、鲁南，昼趱夜行、穿插敌防，登太行山，西行阻雪，倏忽之间，已是次年二月了。“残灯不成红，雪打窗纸破。衾寒难入梦，险韵请自课。”陈毅思念张茜，写下了动人的诗篇：地冻天寒西北行，山川遥共客心深。
最是荒村风雪夜，思君吟咏到天明。
张茜则是在艰难的处境中，勉力抚育两个孩子，不仅要承受体力上的损耗，更要挺住精神的压力，当然还有感情的苦痛和思虑。十分难得的是，她在此时开始了自学英语。没有坚韧的毅力、没有远大的抱负，这是不可想象的。这刻苦自励、好学不倦的精神使陈毅十分欣慰并引以自豪。张茜毕生实践着自己“从头学起，努力做到基本相称”的誓言。1945年秋，陈毅返回华中。张茜翘首盼望阔别二年的亲人。可是陈毅在途中接到中央的指示，转赴山东。张茜赋诗寄怀，其中有几句是：“空向行云凝眸处，望穿秋水人不至。几番报归盼欢聚，几番又传归期误。归期误，一别春夏已两度，幼儿长成双询父。无至情不能吟此佳句。
4。2 一对乐学不疲的夫妻
1949年夏，陈毅在胜利地指挥了上海战役后，张茜带着三个孩子从山东解放区来到上海，与陈毅共享革命胜利的喜悦，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知识和人才，陈毅向来重视知识和人才，张茜则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遇，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股十分感人的学习劲头。建国之初，张茜任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宣教股长。为了提高俄语水平以适应新形势，她毅然将出生不久的女儿托付旁人，于1951年初离职到北京俄专学习。虽然后来由于患了肺结核而被迫休学，但仍然坚持自学，终于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俄语。1952年陈毅出访苏联时，她已能胜任翻译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她以耿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两部苏联文学作品。陈毅对此极为赞赏。他在致双亲的家书中专门谈到了这一点，并且由此而生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他在信中说：“张茜已到北京俄专学习，定今年底结业。彼能完成俄文修业，此后即可担任俄校教务和通译。学有专长，立身有道，甚可喜也！本来，她在革命阵营服务已近十五年，历任科员、科长、政治协理等职，并又任上海俄校教务副主任。她如果继续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如果评薪水，亦将得团级待遇，可得月薪四百单位。
但仍主张其再学一年，养成专门俄语人才，才更能切实可靠，有巩固的发展前进。……这是新中国为人作事基于各有专长的根本原则。望双亲本此意转告几弟兄姐妹并及下辈。中国人人人如此，何悉不富强。如果仍旧贯，不依赖即寄生剥削，于己于国皆非了局。“
陈毅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至亲，也是同样律己的。他一生好学不倦，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建设时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新知识的追求。一九五三年五月，他给华东局宣传部的负责高级学习组的组长写了一封信，生动地反映了他学而不厌的精神。信中说：“因事不果，要推迟至五月底或六月初才能回来，请不因此影响解答问题之进行。我病了一周，顷已恢复，仍按时阅读并做学习题目。”在病中仍学习不辍，并动手作业，丝毫不因自己是位高级领导人而懈怠，更不因自己学识渊博而有所自满。难怪大诗人柳亚子要赞誉他是“兼资文武此全才”。形势愈是向前发展，他就愈感学习的重要。1957年4月，正当我国在完成了三大改造之后，面临着行将到来的新时期（虽然这种历史进程由于失误而推迟了20余年），他在一篇纪念李大钊的文章中说：“想到我自己年近六旬，又当着1957年的现代，我个人的知识是如何的不足，是如何不能完全认识和正确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便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