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生去寻找:潘石屹的人生哲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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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工作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画面。我们总会听到诸如“我的……”、“我的主意”、“我的思想”等等这些字眼，甚至誓死捍卫这些“我的……”，不允许别人对此发表任何不同意见。先知们说的“大同世界，天下一家”不是指物质世界，而是在物质世界中每个人的躯体都是独立的，我们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融为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精神是无法分割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就会少一些“我的”，“你必须”等等这些缺乏磋商精神的语言。
人们对于来自不同系统、背景不同的人，采取排斥、不合作的态度，这也是发生冲突和纠纷的根源。我们需要打碎这些阻碍我们精神世界相通的障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步，而这种进步是共同的、整体的进步，是精神带动物质世界共同进步。
磋商可以消除隔阂与争斗，唯有磋商能带给人类幸福的未来。几乎所有照顾到大多数人类幸福的公约，都是磋商的结果；所有成为全人类共识的真理，具有普世价值的真理，也都是磋商的结果。参与磋商的人越多，所达成的公约越具有普世价值。处在相同时代的人们，可以面对面地磋商，达成人人受益的条约；而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也可以通过精神完成磋商。比如此时我在阅读《论语》，就在与孔子磋商。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在传承中发展，就是后一辈人与前一辈人磋商的结果。
现在你阅读我的这本书，我希望也是一次为了找到真理所进行的美好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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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1）
做企业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在整个企业发展的历史上，企图找到固定模式，一劳永逸当个懒汉，是不会成功的。面对其他人的成功方法，简单机械的学习和模仿也是不会成功的。优秀的企业家一定是创造者，企业家是最具创造精神的一批人。
坚信创造，但又要脚踏实地。一个具有创造精神的人不是空想家，也不是胆大妄为的冒失鬼。有一个雕塑家，他对世界上的石材、泥土、钢铁、塑料、纺织品等各种材料了如指掌，有着精深的研究。因此，他才能够做出最具创新性的雕塑作品。世界上最感人的美，往往已经潜藏在自然世界中，等你用慧眼来开发。在创造的范畴，最重要的是发现。
企业家的创造性更是如此。为了发现价值，他们要随时随地依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时随地地调整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心态。任何经典的教科书，教你如何做企业，教你如何取得成功，最后都只能成为你的额外负担。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是放松的，放松心态下才有智慧和幽默。紧张只能加大做事的成本，把事情办得更糟糕。
我在刚学开车时，很紧张，手里出着汗，用术语说就是手潮。等开车技术提高了，人也放松了。做一个企业家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放松，不要紧张。有些人自从做了企业家之后就不会笑了，整天紧锁眉头。这样的人，他的企业很难管理得好，这也是一种“手潮”。
在别人看来企业就是要赚钱，功利性很强。但是太把赚钱当回事了，太急功近利地想着赚钱，钱就离你越来越远了。
在对企业的管理中，我比较推崇无为而治。最早我在老子《道德经》里看到无为而治的观念，但并没有切身体会。有一次坐飞机赶到香港，按会议的时间安排我必须要在西安中转。在西安停留的4个小时里，我去参观了汉代的陵墓。我已经记不清楚这个陵寝皇帝的名字了，只记得第一个皇帝第二个皇帝的陪葬品都是一些粗糙的瓦罐什么的，一大片堆在那里。而在汉朝初年文帝、景帝的时期，也就是汉朝的“文景之治”时期，他们实施了无为而治的管理，这时候汉朝就非常强大了。这一时期皇帝陵寝里面的陪葬品就非常好了，很明显地显示那是一个富庶的时期了。“文景之治”是非常典型的无为而治，我面对那片汉陵，真切地感受到无为而治的力量，受到的震撼比看史书要大得多。
“文革”期间，人们的思想、行为被管得很紧，人们就丧失了活力，经济也上不去。改革开放后，行政干涉减少，给大家更大的空间，让人们自主奋斗。在追求幸福的动机下，人们会自行寻找合适的方法，自行管理自己。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条条框框少了，人们有活力了，也变富裕了。
我还慢慢发现，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把管理者变成一个空心的竹子，一个甘愿放弃自我的人。首先他相信世道人心，人不会轻易为恶，引发敌对。相信人们只要在生活，以追求幸福为出发点地生活着，都会是善意的。无为而治者对于表现自己的权力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明白，权力是在关键时候用的，出现问题的时候用的。在平常，人们自然地生活，而生活本身会自动创造和管理，这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个人周围的更为强大的力量和智慧。我们好像水上的小舟，依托流水的力量前行。我们要尊重它，感应到它，顺应着它。如果你以为你有一点权力，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搞乱生活，是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顺应生活的力量，是无为而治者的行事依据，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和总结，在历史上也创造了辉煌。许多年来，我就慢慢把这种思想转化成我的思想，发挥到公司里去了。
在办企业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一个高压的领导下，员工的活力会逐渐萎缩。老板总是骂人，制定各种纪律，这个干得不对，那个干得不对，今天加班，明天加班什么的，员工担惊受怕，怀揣怨言而不敢发，这样的公司是很负面的。即使老板很有才能，他的自我也得到最大的满足了，就像个皇帝一样，但员工的积极性和才能没有发挥到公司事务里面去，只是战战兢兢地执行。实际上这样的老板是很累的，迟早会崩溃。因为员工不舒服，可以跳槽，老板却没办法跳槽。你骂走了一批人，招来新员工接着骂。员工一茬一茬地走，你能坚持多久呢？骂人是很累的。无为而治的原理，也可以将老板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无为而治（2）
无为而治，本质上是取消来自上面的高压，催生自下而上的力量，爆发公司全面的活力。有一些领导者最怕说到自下而上的力量，害怕这股力量将自己推翻，那是因为他还是老旧的独裁管理。你事无巨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领域都要去干涉，过滥的权力是一种破坏性的权力。你破坏了生活中善的秩序、公平的原则，当然要被推翻。就企业而言，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老板不会被推翻，但是要把公司办好，就需要所有员工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无为而治的原理，依然是鼓励自下而上的力量，为公司提供活力，这是公司发展壮大的唯一道路，这就需要老板做一个空心的人。
好多公司常常把领导人的讲话贴到墙上，员工穿同样的衣服，按时上班，打卡，如果不打卡还会被处罚。注重这种表面上的东西，最容易流入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误区。前面说过，无为而治要依据生活本身的力量，实施者其实也不轻松，须得随时保持着警觉，非常灵活地调整企业顺应主流，以打破随时出现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在一个讲究无为而治的公司里，对员工的要求也非常高，尤其要求其具有自律性、创造性。但我们不能仅仅是单方面向员工提出要求，必须努力形成公司良好的环境，有一个主题鲜明、细节丰富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应激发他们追求精神的东西，学习、上进，激发他们建立良好的磋商型人际关系。
有人问过我，你现在公司这么大了，还像当初那样奉行无为而治吗？我想的是，我的公司有多大呢？没有国家大吧。老子还说过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我的公司或许现在做大了，作为我，依然坚持无为而治。当然我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干，当翘脚老板。我依然要做事，但只做一件事情，做船上的舵手，专注于及时、灵活地调整方向，不要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撞到冰山上，也不要搁浅。一定要顺势而为，抓住市场和经营最本质的东西。作为商人，最本质的就是这个社会上缺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所以大公司前面就要有一个灯塔，这个灯塔就是：市场需求。老板应该专心研究市场需求。
我们公司目前业绩很好，最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几年前我们的一个决策。那时候我们看到，过去十几年时间，开发商不断建房子，注意力和资金全都集中在住宅的开发上，基本上一提开发商就是做住宅的，却忽略了商业办公楼。据统计，开发商中开发商业地产的连5％都不到。这里面有个巨大的供应缺口，所以我们这几年就把公司方向调整过来，瞄准即将出现的商业地产需求。当我们调整过来后，整个住宅产业就变成一个浅滩了，首先有“90平米70％”的限制，今年政府出让的地块有超过80％的地是廉租屋、经济适用房，同样地段的商品房不可能去跟成本很低的经济适用房竞争。而我们的调整保证了良好的业绩，而这个好的业绩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是市场上需要它。
市场中表现出来的需求就是人们在生活中的需求，其中有巨大的、遵循自身规律的生活的力量，所以市场管理尤其是需要无为而治的。经济学里面讲到“无形的手”，其实就是指市场本身的规律。这无形的手为什么被经济学家发现而不是科学家、政治家们发现呢？就是因为经济学家关注市场。市场中间，生活的力量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现在你看看，我们的生活，没有通过市场的原理和方法去应用的已经非常少了。
船锚要起作用，就必须埋没自己
在我们开发建设现代城的时候，曾到哈佛去参观，感觉他们没有多少管理概论之类的东西，都是案例，提供一个个案例让你思考。所以我想，出员工手册、出制度，不如给员工搞一本《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城》。不光让付给我们钱的人投诉，我们付给别人钱的，有服务不好的地方也应该投诉。
当时我们公司的工程总监因为与部门经理闹矛盾，最后要离开了，他跟我说，我现在觉得窝火。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要是把我炒鱿鱼了，我心甘情愿；我现在窝火的是我是甲方，让乙方告状，乙方给我气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这种道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问他甲方乙方有什么差别。他说，甲方就是掏钱的人，人家就得听我们的。甲方乙方在《合同法》上是平等的，但商场上，乙方求着甲方，甲方是业主，乙方是施工方，是供应材料的。由此看来，在中国人观念中，服务意识上是不平等的：我给你掏钱，你就得求着我。这也就构成中国的独特文化景观：相互服务，还没有被一些人意识到这是新型社会关系的核心。服务于他人，成为没有面子的事，他们所谓的服务是令他人为自己服务。
我一再强调，房地产开发商不能把房子卖出去就完事，更重要的是以后的服务。这个服务不是指表面上要有多殷勤。一个有生命力的机构、公司，不仅要注重产品质量，更要注重的是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
市场经济仍然需要“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