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1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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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回国的轮船上才得知，原来蒋介石已经获救，可那时已经没有办法退回去了。
作为蒋介石来说，政敌多矣，然而场面上争夺都无所谓，最让人痛恨的就是背后算计。那时他就认为汪精卫是趁他危难之际，想赶回国抢班夺权的，因此非常气愤，即使汪精卫亲到溪口来见，都对之极为冷淡。
两人私下关系很差，在他们合作共事期间，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时候是真正和谐相处过的，但如果说以前的不和，还主要表现在一山不容二虎的权斗因素的话，那么随着中日之战的愈见残酷，政见上的分歧则占据了上风。
“七七事变”刚刚爆发时，汪精卫也慷慨激昂过，也说过即使牺牲都不能做傀儡，可是战场上一个又一个的不断失利，逐渐改变了他的看法，使他变得格外悲观和失望起来，成为“低调俱乐部”的主心骨。
淞沪会战时，他一再问别人：你看这个仗，还能够打下去吗？然后不等对方回答，就不住地摇头叹息：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失去南京、上海，汪精卫唉声叹气，等到退守武汉，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
第25章 理想与现实（3…U…W…W）
岂独汪氏，前方战事的不断失利，让相当多的国人都陷入了失望和迷茫之中。
在早已成为沦陷区的天津，北洋老人曹锟曾通过其家人郑重声明：我就是每天喝粥，也绝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曹老乐得跟小孩子一般，连连对别人说，我就说嘛，我们怎么可能打不过那小日本呢。
可是也就高兴了几天，再看报纸，就翻不到什么好消息了，这让他顿时无语，加上这时家里又出了一些烦心事，正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伤心，曹锟的心情因此变得十分抑郁悲伤。
当年的民国总统终于躺在病床上一命归西，两天之后，徐州失陷。
蒋介石对身边这些人的想法并不是不清楚，他也曾多次将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召集到住所谈话。
孔祥熙一直唠唠叨叨，说国际形势不知道怎样了，美英法到底会不会帮我们啊。
蒋介石立刻打断他：你别问国际形势如何，我已决定了，我们要独自扛到底。
汪精卫见到这种情形，赶紧把话从喉咙口又咽了下去。
陶德曼第二次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曾责备孔祥熙，说你是行政院院长，可以在“和谈条件”上自主签字的，假如我是你，我一定签字，反正开最高国防会议，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可你一定要得到“蒋先生”的允许，他是军事首脑，责任所系，自然不好表态，等你签了字，他不还是得承认吗？
对此，孔祥熙的答复是：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指汪氏被刺案）。
其实当真面对蒋介石时，汪精卫的胆子也大不起来。
回去之后，他翻来覆去，想想还是不甘心，决定再见一次蒋介石，把没说出来的话痛痛快快说清楚。
不巧，蒋介石得了重感冒，正在发高烧，不过听到汪精卫求见，仍躺在床上接待了对方。
问了问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汪精卫突然沉默起来，房间里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冷场。
蒋介石马上领悟过来，一个平时那么能言善辩的人主动做了闷葫芦，肯定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嘴里含着非常想说但一时又无法说出口的话。
这句话是什么，双方都心知肚明。
蒋介石从床边端起一杯白开水，喝了一口，然后对汪精卫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谈条件”，将来连喝口水都不会这么自由。
汪精卫旋即明白，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坚如铁石，你再怎么口若悬河，都不可能动摇他的意志。
原先汪精卫是希望让蒋介石来主持“和谈”的，但通过这番试探，他已明白，至少在国民党内，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接着他又发现，在政府内部，自己的做法同样行不通。
广州失守，令汪精卫震惊不已，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可以有条件接受日方的“议和条件”。
那时即使萧振瀛与和知的香港谈判，也都只能暗中进行，因此这样的论调立刻受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抨击。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更是以一份只有十一个字的电报直接下了评判：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
汪精卫脸色苍白，受到了极大刺激。
同一个你
广州陷落后，武汉也很快就没有了，只有重庆。
在这个季节，山城尚为美丽秋色所映，可是这个人却无心赏看窗外的风景。
“大武汉”的航海时代渐行渐远，这里将提前迎来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冬天以及从未经历过的寒冷。
山城颠簸，即使蜷缩在车里也是摇摇晃晃。他不知道，这种摇摇晃晃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前方等待着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命运和结果。
在不断的摇晃之中，国民党副总裁魂不守舍，精神恍惚。
据说在北伐时期，当汪精卫在广州街头演讲时，那些女学生听到激动处，都要向美男撒花，报端谓之“天女散花”。除此之外，在诗词歌赋方面，汪精卫也堪称名家，只是自武汉失守后，这位名家无论是演讲的内容，还是写出的句子，已全是“惆怅涛声枕畔闻”之类的悲调。
丢城失地该怎么办，汪精卫说，以前的古人们都是要跳井上吊以殉的，现在谁都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得想点别的法子。
这个所谓的法子，就是“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大家都不要去学文天祥唱《正气歌》《过零丁洋》了，还是现实一点吧。
在“渡边工作”中，汪精卫通过“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梅思平与近卫的私人代表进行了五轮密谈，最终确定日方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近卫内阁于11月3日发表了自“七七事变”以来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与上一份声明关上大门不同，这次近卫要开门谈判了，不过他要求重庆政府必须“更变人事组织”，也就是让蒋介石下野，然后才有得谈。
这是一个信号。蒋介石或许不明白其中玄妙，所以无动于衷，汪精卫却是懂的。
一周之后发生的一件事，犹如火上浇油，令汪精卫一下子跳了起来：“焦土抗战”搞走了火，竟然把长沙给烧了！
悲哀之处在于，花园口决堤总算挡住了日军，长沙这把火却连鬼子的一根毛也没烧着，倒霉的全是老百姓。
长沙大火让汪精卫找到了另一个抗战打不下去的依据。
你们开口闭口“焦土抗战”，怎么样，像长沙那样化为焦土，则万事休矣！
在和蒋介石一起吃饭时，他便主动找机会聊起话题，说抗战打到这个样子，国家民族已濒于灭亡，这是国民党的责任，不如我们两人都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介石越听越不是滋味，这不是在“逼宫”吗？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那你说，如果我们都辞职了，谁来负起政治责任？
饭也不用吃了，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便争吵起来。
蒋介石在口舌之辩方面并非能手，而且也没什么耐心，吵了一会儿把胃口都给吵坏了。
好了好了，说什么都是一样，我决心已定，不必再争论。
说完，蒋介石扔下汪精卫，自顾自地回房睡觉去了。
这是两人之间为数极少的当面争吵，却也是最后一次争吵，之后他们便选择了分道扬镳。
汪精卫意识到，他如果继续待在重庆，是没有办法进行“和平运动”的，但离开不能随便这么一说，必须有内外双重保证。
他首先让自己的老婆陈璧君去找了龙云，在他看来，那是一个抓枪杆的地头蛇，如能将其招至麾下，手上就有说话的实力了。
作为“云南王”，龙云这时也在犯跟刘湘一样的毛病。
眼看着派出去的滇军越打越少，中央政府却一退再退，武汉立不住脚，就去了重庆，重庆要是再顶不住，那不还要来昆明吗？
当听陈璧君邀其“起事”时，他立即满口答应。
“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只要登高一呼，谁不会拥护。
言下之意，他龙云肯定会站过来。
找到内部支持，汪精卫再派梅思平、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条件。
双方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讨价还价，八天之后，才达成了“重光堂密约”，实际就把“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两不一撤”定了下来。
当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带回重庆时，汪精卫深知干系重大，也曾左右摇摆，犹豫不决。
可是他老婆的兴趣很大，一力怂恿，天天枕边风劲吹，最后就把自己老公吹上了不归路——妻管严历来有好有坏，就看往哪个方向吹了。
12月18日，趁着蒋介石到西安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的机会，汪精卫以出外演讲为名，偷偷飞往昆明。
结果一下飞机心就一凉，龙云托病压根就没来接机。
汪精卫久经宦场，当然猜得到这是怎么一回事。病者，不是身体有病，而是心里有病。
果然，代替前来的卢汉转达了龙云的意思，把汪精卫一行人气得够呛：您哪儿来的最好还回哪儿去！
龙云临时胆怯，不敢跟着“起事”了，汪精卫只得转去越南河内。
汪氏出走河内是一个大事件，整个重庆都被震动了。蒋介石获悉后十分吃惊，但家丑不可外扬，于是赶紧发布消息，称汪精卫是去河内治病的，不久就会回来。
汪精卫最大的危险，不仅因为他是副总裁，知道很多重大的军政机密，更因为怕他四处宣扬“这仗如何能打下去”，一经传播，可能人心崩溃。
蒋介石还担心，龙云和粤籍将领会不会受其拉拢。为巩固内部，他精心准备了一次演讲，给大家讲了一通历史——
民国以前，若论军事经济实力，宋、明两朝都不赖，足以抵抗外患而有余，可它们还是被元、清给灭了，原因在哪里？
蒋介石说，就在少数当国者精神委靡，有兵而不能用，用力而不能抗，假如当时给力一点，又何至于此。
“少数当国者”当然不是指的他本人，含沙射影，说的就是汪精卫。
蒋介石还说，宋、明亡归亡，但亡的是朝代，并非民族。元、清非我族类，然而入主中原后皆被汉族同化，这些都应当归功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皇帝也没有了，已无朝代可亡。一旦亡于日本，你别指望日本会汉化，那整个汉民族就真的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西南将领一般来说，在历史上都有过亲汪的经历，但这一槌子下去，许多人都被敲醒了。
蒋介石“治病”一说，给汪精卫预留了后路，重庆方面派往河内的说客也络绎不绝，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即使汪精卫本人不愿回转重庆，亦可同过往一样，去欧洲疗养。
就在此时，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这对汪氏来说，不啻当头一击。
在这份声明中，近卫竟然把“重光堂密约”中最为重要的撤兵条款赖得一干二净，连参与密约谈判的日方代表都认为不可思议，感叹“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
既然对方赖账，你也能毁约。可是汪精卫走到这一步早已是进退维谷，身不由己，以至于完全不知道何时该前进，何时该后退，何时又该放弃了。
他只能选择发表“艳电”，以响应近卫的声明。
很显然，缺少了撤兵一项，这份“艳电”已经相当不值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