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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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一些美国权威人士就充分肯定冷战的功绩和苏联这个敌人对于美国的贡献：“苏联曾经是有用的敌人。美国相信，不仅要和苏联的军事力量竞赛，还要和苏联的成就竞赛。现在看来仿佛是一种奇思异想，许多美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把两种制度的竞赛锁定为一种显示优越性的竞赛。没有苏联的空间计划，美国人就不可能登上月球。”由于冷战这种近似临战态势的不断持续，刺激了国防工业，“造就了美国尖端技术”。
2． 有敌人，美国就能够有效团结和凝聚国内。还在1991年9月苏联解体前夕，美国就发出了对于冷战的感叹：“对于美国这样具有多样性的国家，只有外部的各种挑战可以使它团结起来。”美国通过树立一个“大敌”，造成“大敌当前”的局面，就能够“临大敌以令万众”，营造“同仇敌忾”的国家气氛，有效地团结内部、凝聚各方，保持和增强美国领导集团的权威性和号召力。美国在外部寻找敌人，是为了在内部凝聚自己。寻找和树立敌人，成为美国一个治国安邦的方略。
3． 有敌人，才有军队与军工集团的特殊利益。美国战略学家托马斯？巴尼特说：“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购买的所有*的高科技军事能力，实在需要一个*的高科技敌人，对不对？‘冷战政治家’说：绝对是这样的，如果俄罗斯变得实在不堪一击，见鬼，我们就和中国干吧。”巴尼特指出：“9？11”后，“一夜之间中国从雷达上跌落下来，取而代之的是‘覆盖全球’的恐怖组织和任何涉嫌支持它们的无赖国家”。“美国军队在打败敌人方面总是做得很好，但是在如何取得胜利方面从来没有做好过。在冷战期间，美国赢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拖垮了世界上另外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同时推动了全球化在全世界的巨大进步。随着苏联的崩溃，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我们仅仅见证这个时代的创立是不够的。美国需要对值得战斗的敌人和值得创建的未来军队重新进行清楚的定义，以迎接没有竞争对手的新的安全环境。五角大楼在两方面都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它害怕丧失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或者鲁莽点说，是担心它在联邦预算中的份额。这种恐惧驱使军队拼命抓住‘准竞争对手’这个虚幻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对手的存在，才能够为五角大楼维持一支以打超级大国战争为主要目的的军队提供理由，但是新的时代不仅没有产生这样一个威胁，而且产生了完全相反的东西即过去较少被注意的力量反而异军突起，向美国‘新世界秩序’的定义发起了挑战。”可见，美国需要敌人，是因为五角大楼需要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是因为五角大楼需要保持在联邦预算中的军费份额，是因为只有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才能够为五角大楼维持一支以打超级大国战争为主要目的的军队提供理由。用一句调侃的话来说，没有敌人，美国军队和美国军工集团吃什么、赚什么？有敌人，才有利益。
第六章（9）
4． 有敌人，才能够号令诸侯，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际上把影响美国霸主地位的崛起大国定性为“敌人”进行遏制和*，就名正言顺、师出有名，就能够通过有效遏制崛起国家而保持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和霸权利益。二是在西方国家内部，把美国的敌人说成是西方世界的共同敌人，由美国举旗帜，做盟主，组织和加强联盟，发号施令，把西方国家也都捆到美国的战车上。美国一些权威分析人士在评价冷战作用的时候就认为，“受到苏联挑战的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找到了帮助那些受压制者的‘国家安全’的理由。”这使冷战不仅推动美国国防工业特别是尖端技术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给了美国以拉拢资本主义同盟者的良机。”这样，美国就在国际社会上组织起反“敌”联盟和统一战线，既控制了西方国家，又遏制了崛起国家，从而保障了自己这个霸权国家的地位和利益。
美国的“选敌”标准
美国选定敌人的标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但主要看两点。
1． 意识形态标准。对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就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能够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以使人相信的威胁。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政策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哪一个国家可能是这样的敌人。
美国在对德国、日本、苏联的定性上，都坚持了意识形态标准。20世纪美国对德国、日本、苏联的战争和冷战，一个基本的根据就是认为这三个对手都是反对美国信念的主要原则的国家，由于它们反对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所以它们是美国的“敌人”。而这在美国民众中几乎也成为共识。1945年，盖洛普民意调查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同时又忠于美国吗？回答“是”的人占5％，而回答“否”的人占87％。1989年底，有47％的人说，他们宁愿投入一场全面核战争，也不愿意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
按照价值观的不同来划分敌我，虽然在一些政治家中也出现过松动，甚至在冷战时期就出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议论，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对这一标准的坚持。在特定时期和情况下出现的超越意识形态的议论，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政要的一种实用主义和权术的表现。例如，20世纪60年代末，有的美国决策者就认为传统的是非标准应该检讨，尼克松说：“今天，‘主义’已经失去活力……我们的目标是要清除掉外交政策中所有敏感的、情绪化的东西。”“意识形态冲突的国家，在特定的条件和形势下，可能会有共同的目标，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也可能是彼此敌对的。”基辛格也说：“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将依据他们的行动，而不是意识形态来判别别的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2． 力量标准。就是把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发展速度快、最有实力和潜力、有趋势挑战美国的国家找出来，作为美国的敌人来对付。这样的国家，就是那些新崛起的国家。在美国的战略思维中，崛起者就是竞争者、挑战者、敌对者。冷战末期及冷战后，日本曾经成为美国“对手”名单上的首选对象。一些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写了几十本著作以及上百篇立论严谨的文章，试述即将到来的日本和美国的冲突。但是后来由于日本经济失去了强劲的增长势头，美国便从潜在的敌人名单里把日本排除出去。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所1997年的报告认为，“潜在的地区对手，现在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具有这一条件，印度在今后10年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地区军事强权。”后来，美国又一度回过头来把俄罗斯当做主要敌人候选者，但是转念一想，俄罗斯虽然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但是因为它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国内动荡不定，社会结构七零八落”，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主编哈里斯的话说，俄罗斯“只不过是个受伤的野兽，是一个正在为成为*国家而努力的前超级大国”，在短期内对美国不会构成威胁。1997年以后，美国选来选去，最终还是锁定中国，把中国看做美国的主要敌人。美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长远目标是向美国的全球支配地位提出挑战，美国“必须以敌对态度同中国交往”，否则就等于“绥靖”、“姑息”。
第六章（10）
按照美国“选敌”的标准，中国是绝对符合条件的“敌人”。由于中国既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不同，又是大国崛起中最有潜力的一个国家，因此在美国“选敌”的政治游戏中，在美国选敌的花名册上，就只能高居榜首、稳居一号了。
亨廷顿为“孤独的美国”悲哀
美国的“选敌”思维和“造敌”思维，使自己“全球树敌”，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国家。亨廷顿指出：美国官员“赞美美国是仁慈的霸主”，把美国标榜为“第一个非帝国主义式的超级大国”。实际上，美国是“一个无赖超级大国”，“在世界上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国领导人一贯声称它是代表‘国际社会’的。可是他们心目中代表着哪些国家呢？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还是*世界？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还是非洲？拉美？法国？而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否又把美国看成是自己所在社会的代表呢？在大多数问题上，美国所代表的社会，充其量也只是它那些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兄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许多问题上，代表德国和一些欧洲的*小国；在中东问题上有以色列；在实施联合国决议方面有盟友日本。这虽然都是一些重要的国家，但是它们远远够不上全球性的国际社会。”“通过一个又一个问题，美国发现自己越来越处于孤立的境地，同党寥寥无几，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形成对立。……那些视自身利益与美国利益相辅相成的国家越来越少。这至少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成员国的核心构成中是这样。在冷战最初的10年间，格局是4：1，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四个国家联合对付苏联。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恢复了合法席位后，格局变成了3：1，中国处于一个游移的中间位置。而现在却变成了2：1：2，形成了美国和英国两国对中国和俄国两国，而法国则处于中间位置的局面。”“在1997年哈佛大学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一些学者报告指出，至少有拥有世界人口2/3的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穆斯林以及非洲国家——都把美国看做是它们社会独一无二的最大的外来威胁。……日本公众在1997年曾经把美国列为仅仅次于朝鲜的第二大威胁。”
善于制造“伟大敌人”的美国，已成为一个孤独的美国，悲哀的美国。美国的伟大，已经不能通过制造伟大的敌人来实现和保持了。
“中美联盟”：出现在美国的新思维
美国不能靠“树敌”保持霸权，而是要靠“交友”推动国家发展，这是越来越多美国人的认识。美国有识之士甚至提出“中美联盟”的设想。
2006年6月26日，美国著名战略问题专家托马斯？巴尼特在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的演讲上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美中战略联盟”，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设想。
托马斯？巴尼特说：“美中建立联盟关系，对双方有益。”“现在的美国正如同20世纪初期的英国一样，在看待当今中国崛起问题上，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是像20世纪初英国看美国一样，将之视为上升的强国，并且平静地予以接受；还是将其视为上个世纪的德国，即全球战争的根源。通过和美国建立战略联盟关系，英国最大限度地保存并且发展了自身的国力。”“美国已经处于经济逐渐衰弱的时期，尽管其军事实力依然强大。如果美国要用军事实力弥补经济实力的不足，就应该与中国建立战略联盟。这种战略联盟关系将对中国十分有利，所以中国也应该支持建立这样的联盟。”“但是五角大楼不会赞成建立中美战略联盟，因为他们需要将中国作为美国保持强大军力的借口。在‘9？11事件’后的3年中，五角大楼对中国的关注减小了。因为在这期间，美国关注的焦点是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