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二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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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西北大学校刊
图为本刊记者在采访西北大学姚远教授时所摄。这本校刊一半油印、一半铅印,在右上侧边缘处可以清晰地看到“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几个字。
↑◎黄家坡茶摊喝茶的老人
汉中市汉台区黄家坡曾经是国立西北医学院的所在地,此图是本刊记者在本文作者陈海儒老师的陪同下寻访西北联大遗迹时所摄。图中的老人在黄家坡居住了一辈子,幼年时亲见医学院迁来此处,但因为年事已高,记忆散乱,前后叙述多有出入。现在知道这段历史的多是这样的老人,如不加紧做记录,抢救史料,恐怕这段历史的详细情况以后真的将无人知晓。
↑◎七星寺旧址
七星寺在城固县城西偏北的方向,曾是西北工学院的分校,一年级新生入学后在此就读,二年级开始统一转入古路坝上课。在这里,发奋的学子曾经留下“七星夜读”的美好记忆。原建筑在文革中被毁,现存建筑为文革后重建,如今已经被作为城固县良种示范基地和木料场
格局之变——西北联大触发的中国高等教育历。。
格局之变——西北联大触发的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变迁
1
现在看来,当年国民政府组建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的出发点就不同:对于西南联大,的确是安排他们出来“避难”的,让他们暂时借居西南,待战争结束后,再将其迁回北京和天津(对浙江大学、中央大学也是做如是考虑的),所以,这些内迁学校的建制始终没有撤销,清华、北大、南开,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建制,所谓西南联大,只是一个战时的临时管理构架而已,介于教育部与三个独立高校之间,以便三个学校共享资源、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对西北联大就不一样了,当初刚一组建西安临时大学时,恐怕就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把这批高校永久地留在西北。
从组建两所联合大学的成份上可以看出其中的玄机。西南联大的三个成员,清华、北大和南开都是综合性大学,同质性很强,将这三所学校平铺在任何一个广大的区域,是不足以形成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的。西北联大则不然,它是以当时中国最好的师范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最好的工科大学——北洋工学院,以及规模最为庞大的综合大学——北平大学为主体,又加上了当时最有特色的河北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河南焦作工学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以及专业的科研机构——北平研究院共同组成的,涵盖了作为基础的师范教育(包括附中和附小),作为应用的工程技术教育,以及作为教育、科研发展动力的综合大学各个方面,是一个具有持久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只有将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移入广袤的西北大地,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乃至全国的高等教育格局。
格局之变——西北联大触发的中国高等教育历。。
看来,在决定高校大规模内迁时,虽然冠以“临时”之名,如长沙临时大学、西安临时大学等,但并非临时的仓促之举,而是有着深谋远虑的。否则,从管理的角度看,将南开大学并入西安临时大学,北平大学并入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北平来的为一伙,天津来的为一伙,便于搬迁,也便于复迁,岂不是更好的选择。唯有当局有意识地想把一批高校永久地留在西北,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才能做出这样初看起来有些古怪绕弯的决策。
不过,国民政府的这种深层次的目的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来,而是逐渐显示出来的。最初,仿佛是在战时凌乱的不经意中,把这批高校临时安置在西安,稍后,又好像不经意似地迁往城固,成立西北联合大学,政府没有流露出任何异样的动机,好像这批学校将来要和西南联大等学校一样,会迁回去似的。直到1939年8月,西北联大这个架构撤销,内迁来的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的建制也完全撤销,政府将它们永远置留于西北的动机才充分暴露出来。面对这个结局,当时那些内迁来的师生的心情是复杂的,2002年出版的《西北师大校史》记载了原北平师范大学师生的真实心态:“1939年8月,西北联大再次改组,由文、理、法商三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称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李蒸任院长。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独立设置使师生感到亦喜亦忧,喜的是原北平师大的历史能以西北师院得到延续,忧的是西北师范学院独立设置以后,原‘北平师范大学’的‘校长免职’、‘校印缴部’,国民政府教育部此举意味着终止了原‘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名。过去,在西安临大、西北联大,文科学生大多数是从北平师范大学迁来的,保留着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籍,因此,无论在西安临时大学时期,还是西北联合大学时期,国民党教育部都没有收缴原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印,也没有免去原北平师大校长的职务,并允许原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及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师范)学院学生的毕业证上加盖‘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印’”。北平师范大学被彻底撤销了,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变成了西北师范学院的学生,一夜之间从“首府院校”变成“地方院校”,这种失落感,今天的人们仍然能充分地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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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之变——西北联大触发的中国高等教育历。。
多年以后,已是耄耋之年的当年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不再掩饰这种战略意图,他坦承,当时就是要借着抗战的机会,改变大学“地理分配不合理”的局面,他在决定各校迁移地点时,已经注意到合理分布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只集中于京、津、沪少数地区的不合理的问题,只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没有完全达到其理想的目标。说明西北联大永远留在西北,完全出自当时教育部有意识的战略安排。
那么,为什么不在内迁一开始就说明白这种战略意图呢?笔者以为,主要是出于减少执行过程中阻力的考虑。事实上,早在1932年前后就有过将一部分高校内迁的动议,比如就想把北平师范大学迁出去,但招致了强烈的反对;也有过“西部大开发”的行动(如组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西北地区推行垦荒运动等)。没有人在道理上否定将一部分高校迁往西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真落实到任何一个学校头上,无不找各种借口拒绝西迁。这种动机很容易理解,谁愿意主动放弃条件优越的大城市到偏远的西部工作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行命令任何一个高校西迁,将会招致巨大的阻力。日寇的入侵使得内迁成为所有的大学的选择,为大学顺利西迁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在一开始就告诉这些西迁的学校要将他们永久置留于西北,恐怕也会招致事故,所以,国民政府教育部只是在体系配置上为其永久留于西北埋下伏笔,表面上,仍留下了战后让这些学校再回迁平津的念想,待到1939年,太原、武汉相继失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回迁的希望有些遥不可及,这时,教育部才完全揭下了这层面纱,将西北联合大学这个临时构架取消,并撤销原来各高校的建制,把这些平津地区的高校正式变成了西北地区的高校。这时,师生们虽然也有不快,但眼见故地无法回去,当年在平津招收的学生也已大半毕业,所以反弹较小,较顺利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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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反弹仍是有的。1945年抗战结束后,原来的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的一部分人吵着要同西南联大诸校一样“复迁”,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甘肃省政府甚至动用警力,阻止已迁至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原北平师范大学)的师生东返,既便如此,还是有一部分师生返回了北平、天津,分别建立起了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和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但回迁回去的只是一少部分人,如西北师范学院当时有1000多名师生,只回去了300来人。而留在西安的西北工学院中的原北洋工学院的人马几乎完全没动,在天津重建的北洋工学院的人员主要来自李书田在西安建立的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和从浙江并入的泰顺北洋工学院的人。所以,这三所学校的“复迁”事实上等于重建,而不是“复迁”,这些学校的主体已经以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的名称,永远地留在西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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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北联大永久置留于西北,其意义重大且深远。
首先,它改变了原来西北地区几乎没有高等教育的局面。在西北联大内迁之前,西安的西北大学已经变成了中学(陕西省立高级中学),兰州的法政学堂(今兰州大学的前身)也奄奄一息,整个西北地区事实上等于完全没有高等教育。西北联大的迁入,使得西北地区具有了师范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综合性大学这样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地区的教育面貌,为日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系统坚实的基础。
其次,这些内迁的高校,代表了当时内地高校的最高水平,不仅实现了西北地区大学从无到有的目标,而且一下子就把西北地区的高校推到了国内一流的水平,由此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东西强、中间弱的格局,至今依然如此(在执行本期选题采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曹卫东教授时,本刊记者曾问他如何看待中国高等教育东西部差距的问题,曹教授笑言,你们西部地区已经不错了,数一下你们西安和兰州就有好几所“211大学”,可是中部诸省如河南、江西甚至连一所“211大学”都没有,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中部塌陷”现象。曹教授说的是事实,这种格局是自西北联大内迁时就形成的,那时,中部地区已成为中日双方对峙的中心战场,谁也无法把学校放在动荡的战场上,只能向较为安定的西北、西南后方转移,中部地区就出现了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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