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更多’刁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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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防艾”奶奶(1)
“防艾”奶奶高耀洁
十年间,她走访了一百多个村庄,见过数千名艾滋病人,自费印刷了上百万份“防艾”资料。年逾八十,她仍在为最穷苦的中国艾滋病群体奔波。
对关注艾滋病的人来说,高耀洁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位年逾八旬的河南中医院退休教授,自1996年偶然接触到一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后,意识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从此走上了“防艾”之路。她自费印刷传单,到火车站、汽车站等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的地点分发;也曾下乡走访艾滋病村庄,帮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她自费出版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免费发放30万册,仅此一项支出就达40多万元。由她主办编写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小报已经出版15期,印数达53万份。2006年底,她在新浪网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发表自己掌握的艾滋病病例和患者来信。她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高耀洁认为,“血祸”是中国艾滋病传染的重要途径。这与近年来卫生部公布的艾滋病传染途径大相径庭。卫生部通报,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183733例,其中吸毒和性传播是主要途径,分别占37%和28%,经既往采供血途径传播占5。1%,母婴传播占1。4%。通报显示,目前检出的5。1%通过采供血传播的艾滋病患者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感染的。面对国家行政部门的调查数据,高耀洁却去四处宣传,“血祸”才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高耀洁:我认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原因是“血”。有人说,云贵、两广是吸毒传播。不对!2003年我获得亚洲“麦格赛赛”奖,有5万美金奖金,组织了4辆汽车、8个司机,15个人到艾滋病村庄去。他们都说是卖血感染的,而且卖得比河南还惨。惨到什么程度?以招工的名义把人弄来,关起来抽血,直到抽得动不了了,给你几个钱,让你走。有个人叫徐宝玉,八天抽了17000CC的血,回来就死了,撇下一个小孩,才七个月。
第2节:“防艾”奶奶(2)
子墨:毕竟这只是您一次调查看到的,现在很多人都不同意您的观点。
高耀洁: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是他们不敢面对事实。2006年6月底,一个农村妇女拿着病例找我,她一岁多的儿子得病输血小板,两袋花了1800块,血袋上输血人配血人的名字都有,结果小孩得了艾滋病,死了。她到处告状,没人理,怎么办?只能哭。孩子父母没有艾滋病,母婴传播不可能;孩子这么小,不会嫖娼卖淫,不会吸毒,怎么得的?现在艾滋病的宣传问题,不是不到位,而是极差。2002年我们那儿一个接生的人,把手切破了,按说应该让伤口流血,冲洗、泡一下,可他把伤口包住了。半年以后,艾滋病人发病,一查他也是,两人都死了。你到农村去,一家一家地走,就能知道真相。有一天我去了7个村庄,见了一百多个病人,几乎全是卖血传播和母婴传播,性传播的几率非常低。
根据官方已公布的资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无知和利益的驱使,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由当地政府支持的“血浆经济”,号召农民卖血,把收购上来的血浆卖给制药业。当时甚至有血站派车接送卖血农民,可见卖血之流行。每次抽血500毫升,卖血者可获得40……50元人民币。但采血流程中存在漏洞,设备消毒不彻底,导致艾滋病大规模爆发,其中以河南最为严重。此后中国政府对全国单采血浆的血站加以严格管理,以河南为例,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单采血浆站都被关闭。然而时至今日,地下血站依然在某些地方盛行。高耀洁曾数次自费前往一些地下黑血站调查情况,她认为这种地下血站绝不仅限于河南,而是普遍存在。
子墨:为什么在“防艾”的专业圈子里,很多人会认为血液传播不是主要途径?
高耀洁:这些人根本没下去,就是为了说好话,得好处。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们掩盖不了事实。
子墨:很多人认为,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种非法采血已经在中国被禁止了,消失了。
第3节:“防艾”奶奶(3)
高耀洁:既没消失,也没禁止,只是由地上转入地下了。2004年我跑到山东去打黑血站,回来血压就高到220。当时我们是夜里去的,他们晚上12点以后开始抽血,一直抽到第二天早上6点,抽800CC就给80块钱。农民也不懂,他们反过来还跟农民说,抽血好,抽血不得高血压。直到现在贵州25个县还在卖血。最近一个记者跟我说,湖北南部一个地方又爆发了大规模卖血。现在“血祸”不仅限于一个地方,而是普遍存在。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再掩耳盗铃了。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1999年8月,高耀洁收到河南某县一位检察官的信,告诉她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很多艾滋病感染者。此后,从陕西到安徽,从湖北至河北,身高1。60米,裹着一双小脚的高耀洁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有艾滋病感染者,就自费赶到那里调查真相,发放自费印制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材料。2004年,她听说山东有一家非法采血站,又再次前往调查。在地下血站看到的事实,让人触目惊心。
他们需要钱。今天在这儿卖,明天在那儿卖。50岁头发白了,不能卖了,就把头发染黑,借个身份证去卖
子墨:山东黑血站的消息您是怎么知道的?
高耀洁:我去山东讲课,学生跟我说的。有些学生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的。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年底了,天很冷。我们跑到一户人家借了大衣,披衣站到树底下。夜里11点多,人跟赶集一样来了,都来卖血。
子墨:卖血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高耀洁:抽了血以后,混到机器里,离心之后,再按照血型给人输回去。如果一个人有艾滋病,全部人都会被感染上。
子墨:您问过那些人为什么卖血吗?
高耀洁:他们需要钱。今天在这儿卖,明天在那儿卖,说起来好像很自豪似的。50岁头发白了,不能卖了,就把头发染黑,借个身份证去卖,泛滥到这种程度。
子墨:血液会流向哪里?
高耀洁:全国各地。有个黑龙江人告诉我,他是在上海输血感染的。
第4节:“防艾”奶奶(4)
子墨:有人说非法血站即便存在,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是个别现象。
高耀洁:不对,是很隐蔽的普遍现象。山西有,黑龙江有,新疆也有。他们很多人都找到我这里,因为自己的儿子闺女就是受害者。
实际上,早在1995年之前,河南省就发现在卖血人群中有人感染艾滋病,但是当地卫生部门一度采取“捂盖子”的方式,掩盖真相,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延误了当地遏制艾滋病感染的有利时机。因为当地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和地方官员的政绩有着某种联系。那时的高耀洁已是古稀之年,为了揭开被掩盖地区的疫情,打开“黑洞”,这个小脚老太太怀揣自己的积蓄,踏遍了中国几百个乡村。除了外出调查时吃、住、行的花销,为了得到艾滋病感染者的信任,每到一个新的艾滋病高发区,她总是毫不吝啬地送书、送药、送食品,还常常拉着一整车方便面进村,艾滋病人凭借化验单就可领取一箱。见到生活艰难的艾滋病人,她总是忍不住给钱。她用这样的方式得到了艾滋病人的信任,也取得了农村艾滋病感染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高耀洁在《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对这些事实进行了大量的披露。例如:在中原的某些地方,很多靠卖血为生的农民每五天就要卖三次血,每次卖血量高达800毫升,却只能得60元钱,这样的价格折算下来比高级酒店里的矿泉水还便宜;一个农民一个月内最多抽血十次,每次600毫升,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明确规定,每人每次献血不能超过400毫升,两次献血间隔为六个月以上。更有甚者,很多地方的采血单位竟然打出这样的标语:“采血好处多,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多采血可以不得高血压”……
子墨:这些年打开了多少“黑洞”?
高耀洁:几十个。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像登封,一个居民组就有38家感染艾滋病,最多的一家三口都感染。
子墨:为什么要把这些“黑洞”打开?
第5节:“防艾”奶奶(5)
高耀洁:你不打开,永远没人知道。一打开,政府就去救济了。现在必须暴露真相,引起政府真正的注意。这是对民族负责。
子墨:怎么去打开这些“黑洞”?
高耀洁:一般情况下,我不敢暴露身份,我说我是来助学的。我不去政府公开的地方,专门去没人知道的地方。
子墨:可我听有些“防艾”的人说,“揭盖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看怎么样防治。
高耀洁:2005年后半年这种声音最高,但现在又有很多人跟我站在一起了。譬如《财经》杂志揭发山东黑血站,都是跟我一边的。
子墨:如果如您所说的,卖血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为什么禁止不了?
高耀洁:利益太高了,抽一个人的血,100毫升10块钱,卖出去至少100块,甚至200块。
子墨:有什么方法能真正禁止它?
高耀洁: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官员无力、腐败,层层骗。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有一次省政府一个官员问我,真奇怪,为啥这些病人跑到你家来哭,不找政府?我说这个只能问你自己了。有的地方瞒报艾滋病人的数量,怕影响政绩;有的地方以少报多,多报多领钱。总之,说假话成灾。
子墨:您在打“黑洞”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高耀洁:是村干部。我去有些地方,村干部逮我,还逮学生,最后把我们押送回郑州。有一次我们被押上火车,但我没有回家,跑到开封朱仙镇住了一夜,五块钱一个屋,天不亮又回去打“黑洞”。
子墨:让您最难忘的一次经历能讲讲吗?
高耀洁:最难忘的是孩子。有一次我到一个小村庄,听到一个孩子奶声奶气地喊:“下来,下来。”我心想这孩子叫谁下来呀?就沿着这个声音去找,走一走,听一听,最后进了一个屋子,看见一个女的在梁上上吊了,一个两三岁的小孩,抓着她的脚,叫她下来。他们夫妇两个16岁开始卖血,生个孩子也是艾滋病。男的死了,女的病得身上都烂了,实在受不了,爬到梁上吊死了。小孩饿了,用嘴去啃他母亲的脚后跟。看到这一幕……从那以后我开始关心孩子。艾滋病孤儿很可怜,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平舆县一个艾滋病人大清早杀了9个人,死了8个,自己也投井自杀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指手画脚,说他是艾滋病,不叫他孩子上学,他老婆也死了,生活没法过了。
第6节:“防艾”奶奶(6)
有一个男孩,父母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他用刀子在手臂上刺字:仇恨、杀人。问他要杀谁,他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杀谁?杀抽我爸爸血的人
从这以后,高耀洁开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救助艾滋病遗孤上面。高耀洁经调查认为,艾滋病人和艾滋遗孤的比例平均为1∶2。从1999年开始,高耀洁已经无偿救助了近200名艾滋孤儿。最开始救助,高耀洁给他们寄钱寄学费,但很快发现这些寄去的钱大多被他们的亲戚拿走了,因为他们往往也是艾滋病人,他们的生活同样艰难。后来,高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