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战争-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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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频道就对给气象卫星拨款不感兴趣的国会议员就是一个例子。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机器人阅兵的话，谁都不会从马上掉下来。人们对载人航天活动的印象是机器无法比拟的，但载人航天也比不载人航天飞行平均要贵上10倍。因为“有人的”航天器要使用安全系数高得多的系统，而且还需要复杂的生命支持系统。不载人航天飞行能进行更多的科学活动，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这类活动由于缺少必要的公众兴趣，因而其高昂的费用也就很少能得到政治支持。也有例外，1995年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火星探路者”计划以其几乎实时传回的行星表面图像而着实让美国着迷。哈勃（Hubble）太空望远镜的图像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愿意看到有人在活动。总的说来，当载人航天的经费增加的时候，不载人的航天活动的经费也会增加。
　　美国航空航天局是一个为了执行战略任务而建立的官僚机构，直到今天它还不得不与自己的官僚本性作斗争。科学家在政治上可不总是聪慧过人，航空航天局的那些科学家起先就曾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太空探险，而航空航天局这个机构其实却是为了对“人造地球卫星1号”做出反击才建立的。美国航空航天局最初获得的预算比它计划要求的还多，这可绝非典型的官僚机构的做法。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展的是一项不断加码的太空任务，最初致力于进行不载人的科学试验飞行。后来则改变为在适宜的时候试图进行载人飞行。当航空航天局首任局长基斯·格兰南（T。　Keith　Glennan）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航空航天局审慎的太空探险计划时，总统指着椭圆形办公室窗户外边的月亮说：“你知道，基斯，月亮在哪儿已经很长时间了”。总统的意思是科学探索可以等等再说，航空航天局应该致力于重建美国的技术信誉和世界形象。航空航天局管理层及时领悟了这一点，放手工作，最终实现了“阿波罗”登月。航空航天局的雇员们，主要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他们被赋予的任务而心潮澎湃，他们要从事的正是他们挚爱的事业—迎接一项伟大的科学技术挑战。但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忘记了任务背后隐藏的政策。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当痛打俄国人的政策发生改变后，支持“阿波罗”计划以及美国航空航天局继续存在的理由也就消失了。对此，大多数管理层以外的航空航天局雇员要么毫不知情，要么完全懵懂。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阿波罗”计划及其后果（3）
当航空航天局的任务不再和某一战略目标相联系之时，它就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那时候航空航天局富于传奇色彩的“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的习惯已经养成，但除了从政府以及公众获得近乎无限的经费支持和有利条件以外，这种习惯对其他的事情一无所知。航空航天局既无经验，也无心智和其他有如丧家之犬的官僚机构一起争夺联邦资财的残羹冷炙。“挑战者号”（Chanllenger）和“哥伦比亚号”失事的调查报告都提到了航空航天局那种与“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精神伴生的近乎傲慢的集体自豪感，此外，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航空航天局不再承担清楚的或者可以支持的任务。未能确定或者调整航空航天局的使命是美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失去领导地位的起点。“阿波罗”计划后，航空航天局要么应该对经费持现实主义态度，并据此清楚地重新制定任务，要么畀以充裕的经费以继续进行太空探索。这本来是其存在的表面理由，而真实理由—敲打俄国人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上面的两件事情，美国一件都没有做。
　　多年来，人们就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未来提出了多个替代建议，包括转型为地球防卫机构，在保卫这个星球免遭小行星撞击或者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成为太空商业的孵化器，首先进行商业化改造；以及成为太空科学机构，致力于机器人太空探索。停止或者仅进行最低限度的载人航天活动，如果由此对存在于人们感觉中的美国领导作用产生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上述建议可能都是值得尝试的目标。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并没有发生。然而也没有仔细考虑干脆把航空航天局的活动并入国防部范畴，这是因为航空航天局作为美国太空活动的大众形象还是很被看重的，足以使其继续存在。结果，此后的美国政府和国会便让航空航天局苟延残喘下去，而航空航天局的文化习性又使得缺乏领导所必然导致的问题更加严重。
　　真正对航空航天局形成文化震撼的是“后阿波罗计划”（PAP）。即使在因为不感兴趣而取消了后三次“阿波罗”飞行，从中透露出的信息已经非常明显的时候，航空航天局依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建立太空站、月球服务站，还打算到火星上去。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批准的却是呈给他的“后阿波罗计划”预案的最小版本的最小部分，即制造一艘航天飞机，充当前往太空站的出租车。太空站本身则被无限期推迟。这意味着航空航天局将要制造可重复使用的太空运载工具，但却没有地方可去。固然尼克松本人对太空飞行兴致盎然，但他首先是第一个实用主义政客。1972年中期选举前批准制造航天飞机，为选民提供了宝贵的就业机会。这也是航空航天局的一个收获，航空航天局第一次执行研发一种技术的任务，制造最早的可重复使用的太空运载工具，并且证明这种工具物有所值。
　　在所用的材料甚至可能还没发明出来的情况下，如何估算制造一件从来没有制造过的东西的成本？“先锋”火箭计划在1955年提出，那时航空航天局还没有成立。这是美国第一个民用航天项目，作为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将一颗美国卫星送入轨道。起初的成本预计为1000万美元，但很快就窜升到1500万、6300万，然后是9900万，当然，此后估算能力有了提高。“阿波罗”计划早期，后来的航空航天局局长詹姆斯·韦伯（James　Webb）奉命到国会作证，回答有关航空航天局计划的成本问题。韦伯将任务交给了自己最好的会计师和工程师，要他们算出一个数字来。但他认为最初的估算太低，因而把这些人打发回去重算。当他步出航空航天局总部前往国会山的时候，手里有了一个新数字。在最后一分钟，坐在国会委员会桌前的詹姆斯决定将他的专家提供给他的数字翻倍。詹姆斯告诉国会“阿波罗”计划预计花费250亿美元。“阿波罗”实际上真的花了差不多250亿美元。计算太空技术研发成本方面的首要规则—这一规则以后应该牢记，在估算新型载人航天器（CEV）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成本时曾经也提到过—往高了估计，然后再加倍。2004年9月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报告称，历史上，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太空飞行项目结束时成本要高出最初的预计45个百分点，而空军和导弹防御项目的成本则要比他们自己估计的差不多高69％。很显然，这只是平均水平。项目削减得越多，和其他项目整合在一起的需求越高，激发的潜能也就越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阿波罗”计划及其后果（4）
在资助“阿波罗”和航天飞机上出现的态度变化，暴露出民用和军事太空项目都存在的一个痼疾，只是在军事项目中更经常更容易被忽视罢了。太空项目的开发者必须低估他们经过削减的、能让人一见倾心的技术项目的成本，否则的话，国会就会被吓得呆若木鸡从而一毛不拔。在纯科学研究或者太空探索项目方面尤其如此。1989年“阿波罗11号”登月20周年纪念，老布什总统站在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台阶上宣布了“太空探索计划”，将要重返月球并前往火星。美国航空航天局随后为落实计划提出了一项合情合理的预算，大约在4000亿到7000亿美元之间，结果计划在一年内就无疾而终了。
　　电影《阿波罗13号》表现了宇航员向一群国会议员解释“阿波罗”计划是如何在这些议员的州中提供就业、创造财富的，也显示出了“阿波罗”登月后出现的态度变化。这部电影是一个例子，显露出国会和太空之间通常都很复杂的关系。除非航空航天局总共10个地面中心＇1＇之一或者某个宇航工厂，诸如此类的设施位于他们的选区内，国会议员们通常都不会将太空项目置于优先位置。他们倒不一定是反对太空项目，议员们的资助顺序反映了他们选区都关注些什么问题。国会委员会负责资助经费决策，多年以来，同一个委员会还负责给退伍老兵事务以及住房及城市发展部拨款。显而易见，多数选民的第一反应都是关心退伍军人和住房建设甚于关心宇航事业，这使得航空航天局成了国会委员会的螟蛉子。
　　2005年，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汤姆·狄雷（Tom　DeLay）议员的鼓动下，国会重组了负责航空航天局预算事务的委员会，在众议院，航空航天局被和商务部、司法部以及国务院置于同一个拨款委员会之下，受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e）议员的领导。参议院也很快作了相应调整，将航空航天局列入拨款委员会商务、司法和科学小组。航空航天局最初曾以为重组是件好事，但结果却并非如此。和航空航天局一样，国务院和司法部也有一大堆预算窟窿要去填补。
　　此外，一些国会议员们长久以来一直将航空航天局的预算当作将肥水流入自己选区的一个绝好机会，有时这种事情是以航空航天局的实际需求为代价的。1992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民主党人杰米·维腾（Jamie　Whitten）议员希望自己选区内的一座新的、在建的助推火箭工厂继续建造，但是航空航天局不再支持这一计划，从预算中取消了这一项目转而支持更加优先的计划。维腾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将这个不再需要的固体火箭发动机项目重新编入航空航天局预算，削减了分配给航天飞机备件、追踪和数据传输卫星以及不载人火箭的经费。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
　　国会议员们还在其他事情上利用航空航天局的项目，不止一次，在考虑与其他国家开展太空合作时，与人权问题挂上了钩。把太空合作当成胡萝卜促使其他国家按照美国观点改变国内政治制度的想法，从未达到过目的。冷战期间对苏联的做法以及日后都是如此。其他国家将人权问题当成内政，事关主权。将人权和太空直接挂钩只会适得其反。此外，考虑到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大赦国际对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所作所为的批评，美国也有自己的人权问题。美国要其他国家遵守人权标准—多数时候针对的就是中国—至少是伪善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按照牌理出牌的国会对于美国航空航天局而言并不总是有帮助的。有些议员工作勤勉一丝不苟，而另外一些则只愿意对于行距指手画脚吹毛求疵，而至于改正航空航天局的错误所必需的前后一致的指导意见或者经费支持，却付之阙如。还在“阿波罗”计划时期，早在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前很长时间，国会便已经开始削减“阿波罗”的经费了。只是在总统办公室—先是肯尼迪后来是约翰逊—的承诺下，国会才肯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