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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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梁吉发，梁吉发也是一脸茫然，未了他又说，听指导员的口气是和缓的，想必并不是什么坏事。
我立刻赶往30号的连指，原来是沈阳传染病医院团委寄来了很多的明信片和贺年卡。指导员先是让我挑了几张明信片，同时也告诉我，明天必需把信完成，让他过目后发出。因为对来自后方的关心和慰问，我们是一定要表示感谢的。
通信员冯国兵递给我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是喻红来的，明信片大概就是她说的元旦礼物了，上面写满了对我的祝福，我一下就陶醉在她的祝福里了。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祝福的重要，第一次相信了祝福会应验，因这些祝福的语言有着巨大的魔力，它能抚慰我的灵魂，并给我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暗示。
喻红的信写的很长，共有六页纸，从字里行间看，她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无忧无虑，心地纯洁而善良，但又有热情奔放的一面。她爱好广泛，摄影，音乐，体育，舞蹈是样样喜欢，且也显示出了较强的组织能力。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92） 八六年元月九日，晴。
昨天下午从指导员那里一回来，我就把信写好了。对于写这样的信，我实在是驾轻就熟，我的脑子里已有了固定的板本，换上不同的名称即可。
把信送到连指，按指导员的意思作了小幅修改，在那小憩的时候，兰州军区47军的一名师长带着一帮人上来了，通讯员冯国兵带着他们去了副30号阵地。打进攻应该与他们没有关系呀？莫非是为换防在作准备？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攻击前的准备工作，也并没有换防的迹象呀？然而这些疑问没有谁能给出答案，指导员可能知道，但我是不便多问的。
不多一会，团政委带着一帮人上来了，参谋长也带着一帮人上来了。我想，他们可能是来实地堪查攻击目标和攻击路线，完善攻击计划而来的。而在昨天下午，团司令部的夏参谋也带一帮人上来过，这些天里，指挥机关的头头们就像走马灯似地过去一群又来了一帮。
种种迹象表明，攻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指挥机关的首长们就像一台戏的导演，而这台戏在公演前的排练总是紧张的，导演们为了演出的圆满，成功，他们必需全面，周到，仔细地考虑每一个细节，并尽可能地完善。因为任何的蔬漏，付出的就是战士们鲜活的生命。
下午又见一群战士带着各类的望远器材，大汗淋漓地上来了。顾不上休息，他们就分散到了各个阵地，选好有利地形，就展开了对越军阵地的观测。他们是炮兵侦察员，是专门引导炮兵攻击的眼睛。有咱们412团的，也有413团和师炮群的。
短暂的观测后，就开始引导二线的炮兵，对不同的越军阵地进行尝试性射击（就是一边射击一边修正射击诸元，多采用单炮射击），整整持续了一个下午。尝试性炮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为准确的射击诸元，是为攻击作战提供及时，准确的炮火支援而做的必需的前期准备。
越军也对我八里河东山全线进行了炮击，整个下午，双方的炮兵就这样你来我往，断断续续地打着。设在34号的营指有二人被炸伤，在山后的八里河村庄附近，三连也有一名负责后勤的战士负伤。
天将黑时，我军炮兵主动停止了射击，想必是这些炮兵侦察员们得到了准确的射击诸元，在越军也停止炮击后，他们撤下了阵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我陡地生出了许多羡慕，羡慕导弹兵，羡慕炮兵侦察员，更羡慕担负特别任务的侦察兵们，还有他们的服装和装备。不像我们步兵，什么技术含量都没有，没有一点牛B的资本。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93） 八六年元月十五日，晴。
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小道消息也盛行了起来，纷纷推测着攻击发起的日子，而对于平时更为关心的，我们在什么时间换防的问题，都被当前紧张的攻击准备淡化了。
受指导员李树清的电话命令，我下阵地去找团参谋长领要修工事的编织袋。刚到山下的简易公路上，就在一群士兵里看到了范帮祥和丁致波的班长，与他主动打招呼才知道，他们是去看攻击路线与地形的。他们四连已由军工连（主要任务是救护和输送一线所需物资及弹药，也就是担架队）改为预备队。
好！这下好了。如果五连和六连攻击顺利，四连就不会投入战斗，不投入战斗就不会有太大的生命危险，更值得欣慰的是，范帮祥入党了。
下一趟山并不容易，李久清是一定要见的。我一边享受他的罐头招待，一边听他说着来自家乡的消息。他在京山县委办公室当主任的哥哥来信说，京山县委原定在春节前组成前线慰问团，对京山籍战士进行慰问，他哥哥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这样他们兄弟就有可能在前线见面。但因中央军委限令地方性慰问团体在春节期间对前线的慰问，县委只好给我们寄来了印有“献给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京山县人民政府”字样的毛巾被，以此表示家乡政府对前线子弟的关心和慰问。
他带我找到了三连炊事班的胡忠华，并说胡忠华在前几天的炮击中差点负伤。
战前训练时，连属六零式迫击炮班集中在一起训练，是我和胡忠华在给他们做饭。我虽对做饭这项工作厌烦到了极点，但那是一段我当兵以来最为快乐的时光。
我们住在大队部的木楼里，令我惊喜的是，如此偏僻的村庄大队部里，竟然有一个图书阅览室，而更令我兴奋的是，书柜上有最新及以前年份的美术杂志。我爱好绘画，却不曾有机会读到这样的杂志，于是我大部份的时间里，都是抱着这些杂志在读，那份愉悦，是旁人所不能体会的。
村子里的夜晚没有电灯，但月光总是如垠般皎洁，美丽而浪漫。有几个多情而大胆的村姑，总是在这时把我们俩拉出去散步，玩得高兴的时候，她们会拉我们一起跳她们的民族舞蹈，把那炮班的战友们羡慕的个个要死。
说起这些快乐的往事，胡忠华的笑声还是那样爽朗，他问我有没有给那几个姑娘写过信，我坦诚地说没有，他表示理解，他知道我心中的梦想。
他俩又带我找到了二营机枪连一排长余双的帐篷，余双却不在，我们正准备走，有一个战士自告奋勇去找他。只等了一小会儿，老远就听到余双叫着我的名字快步回来了。他兴奋地说：“听说你来了，酒也不喝就跑回来了。”
刚一坐定，他便这一个菜，那一个菜地算计着叫人做饭去了，全然不顾我是否有时间在他这里吃饭。
他做饭的工夫，我找参谋长领回了编织袋。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叙着旧，浓浓的战友情谊，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塞满了整个帐篷。特别是他们将在随后的攻击作战中加强到主攻的五连和六连，那种义无返顾，慷慨赴死的激情惨杂着对美好青春和生命的留恋，完美地诠释了军人的使命和责任感，为了祖国，也为了作为军人的荣誉，我们不惜用生命去维护。
下午回到阵地，顾不上休息，就和陈成利修起了工事。宋振清过来说排长叫我去一下，我听后一椤，心想他可能要批评我回来晚了，很快又排除了这个可能，疑惑着进到梁吉发的洞里，他很和气地叫我坐下。他这一客气，我反而更加疑惑了。
他绕了很大的弯子，并尽可能用和缓的语气说完后，我终于明白，是要把我和文玉海对调。
文玉海是八二年的炊事班老兵，炊事班解散后去了二排，由于人勤快，就到指导员身边当了通信员（类似于勤务兵），考虑到战后立功的问题，只有现在下到班里才有可能实现，而他不想回二排，指导员同意了，他选择了九班，可是跟谁对调呢？最初想到的是李忠彬，可他没立功，就这样调走，怕他背上思想包袱，于本人于工作都不利。
本着调到新单位后不背包袱为原则，就决定了我，我立过二等功，到了新单位不会有包袱，别人也不会认为是因为工作不好而调离，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猜测。
他这样说完，我也就同意了。我知道已经是决定了的事情，不如爽快地答应，自己的想法已经不重要了。
梁吉发又说：“我是很不舍得你走的，但又不得不这样决定。”苑庆敏也在一旁说：“九班的人才调走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说实话，决定让我和文玉海对调，我的心里是有一点想法的，但我对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理解的，换上是我，我也会作出同样的决定。只是这文玉海的面子也太大了一些，可能是在领导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的面子吧。
我简单地表示了服从，只是因为修工事，衣服和身体都很脏，梁吉发和苑庆敏都叮嘱我：弄干净了再到二排。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94） 八六年元月十六日，阴雨雾。
十分难得的晴好天气，一直持续了有半个月之久，战壕里的泥巴已经变干，并被我们踩实。猫耳洞里没有了水滴，洞内也告别了泥泞。这是一种让我们十分渴望的生存状态，幸福和满足的感觉还没有体验够，昨夜的一场雨，又把这一切全都带走了。
我已经不是九班的兵了，没去二排报到之前，也不是二排的兵。这个感觉很不错，自由自在，没人可以管我，也没人管得了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用不着请示，也不用汇报。我要好好把握这没人管我的机会，我要自己决定这一天怎么过。
一觉睡到九点多才醒来，啃了一块坚硬的压缩饼干，然后把随身物品装进挎包，连同挎包一同塞进背囊，把背囊扔到哨位上，提着枪就钻进了蒙蒙细雨中。
昨天上午胡忠华告诉我，三连的袁传清和赵忠伟分别在35和36号阵地上。他俩是我的同乡，自到了八里河东山前沿，就没再见过他们，知道了他们在哪里，就有一种去看看他们的冲动。就如当初我知道同乡战友范帮祥后，义无返顾地去看他一样。同班战友虽然能同甘共苦，情同手足。但同乡战友之间的情谊早已超出了战友的概念，从对方的身上，能充分享受来自家乡的讯息，某种程度上，我们把对方视作是来自家乡的亲人。
以最快的速度冲过33与34号的结合部，直到看到34号的哨位后，心还是狂跳不止。我是擅自离开阵地，万一有什么差错和意外，那是没法交待的。
爬上34号，巨大的直瞄火炮掩体已经做好了伪装，几个战士正在出出进进地忙碌着。见我跑了过来，一个战士大声对我喊道：“快点离开，我们就要试炮了。”
我只好打消了看直瞄大炮的想法，转身向35号跑去，希望此刻不要试炮，这边炮一响，越南人的炮弹也会打过来，我没有掩体，那是非常危险的。
首先在35号见到了赵忠伟，然后在陌生的36号找到了袁传清，小雨已经停了，我习惯地环视着周围的地形，山连着山，峰连着峰，分不清哪里是越军阵地，哪里是我军阵地，他们一一指给我看，我感觉极不安全。这时34号上的大炮响了，就像是在身边打响一样，非常震憾。
响必越军凭声音已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仅仅只是几分钟的时间，他们就开始还击了，一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