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碎之地-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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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体系下，若不是商人家庭出身，政治上便毫无升迁机会。
普劳斯当上总理的画面闪过脑海，让我妒忌与厌恶得泛起恶心。
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立即让纽芬兰独立。
与最近处理马耳他问题一样，它规定纽芬兰首先应该选举产生45位代表，以全国大会讨论和推荐未来政府形式，而后以全民公投决定最终形式。
我一下子还看不出，此种做法与1934年的允诺有何不同。
当时英国政府承诺，可以自力更生时恢复我们的独立。
对于全国大会我却欣喜万分。
我知道那些有声望的“名人”不会出头支持加入加拿大联邦，而我正打算这么做。
我决定自己应成为其中的领头人物。
倘若无人领军，此事业会太过困难，不易成功。
远离圣约翰斯的那段日子里，我对在南海岸和西南海岸的时光思前想后，心中开始疑惑。
对居住在圣约翰斯以外的纽芬兰人来说，独立是否真是一个承受不起的奢侈？一个骄傲自大的梦想？一个无法维持的幻觉？1936年我在西南海岸组织工会时，那个累瘫在船桨上的渔民，为怕让我看到他精疲力竭而窘迫。
那些在“纽芬兰号”上捕海豹的猎人，那些幸存者。
他们生满冻疮的手脚缠满绷带，三三两两抱在一起，不为取暖，只为死时有个伴。
被人发现带回家时，他们也一直是那个样子。
那些住在铁路边狭小工棚里靠鲑鱼果腹的家庭。
我对自己决心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信念。
我相信，任何正直的人，如果看到我所看到的一切也会同样去做。
我又想起，理查德爵士把社会主义评价为“穷人的政治”，是唯一一条我这类人获取权力的途径。
我幻想，最终可以找到纽芬兰人能接受的社会主义—联邦中的一个国家，社会福利良好。
我将从事纽芬兰任何一个政治家从未曾涉足的事业。
我的选民不是商人，不是商人的跟屁虫，而是穷人。
他们除了人多，再没有其他优势了。
一直以来，有份植根于土地之广袤的情怀让我常有体会，却始终无法言说。
这种长久的困窘终于可以释怀了。
当然，如同十年前想凭《纽芬兰大全》一书发财一样，这些只是我在1946年的一场黄粱美梦。
我宣布支持加入加拿大联邦后不久，只能被我称为“干涉”的行动便开始了。
我尚未动一根手指，挡在我和宏伟事业之间的障碍便迎面而来。
比如说，公告宣布，全国大会的候选人必须在他所居住的选区参选。
我只能作为博纳维斯塔区的候选人参选。
这个区包括我过去两年养猪的甘达尔空军基地。
看起来似乎前景不妙。
我去那里参加竞选是为躲避普劳斯和菲尔丁。
如果留在圣约翰斯，我就必须在那里参选。
但在那片地头上，支持联邦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
很难说清具体何时，麦克唐纳总督和代议制政府开始注意起了我的动向。
有些人宣称，正是因为我在博纳维斯塔地区竞选，新的居住条例才开始强制执行。
这也是将我单独分离出，并视为支持联邦的领头人物的第一个征兆。
对于现在的时局，他们能如此超前考虑，我深表怀疑。
我认为，居住条例的意图是在让那些反对联邦的商人留在圣约翰斯。
这些商人可不希望把在独立小港地区运营的垄断利润让给加拿大人。
做天窗盖（2）
更大程度上说，他们不希望那些独立小港上的居民获得议席。
这些居民似乎更加支持联邦方案，可能成为赞成联邦的人士。
我在博纳维斯塔地区参加竞选，并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成为唯一一个获得全国大会席位而公开赞成联邦的人。
许多人对选举一事都一无所知。
只有五分之一的省份在全国大会上投票。
几乎无人相信可以恢复独立。
我的胜利应当归功于我作为媒体人士所聚集的人气。
即便我成功当选，人们推测我也并不能获得任何真正的政治优势—顶多当个后座议员。
如果运气好，以后能当选个立法机关成员。
全国大会于1946年9月11日在殖民大楼的下议院召开。
此前一个礼拜，我在圣约翰斯城一间出租屋里准备演说，突然接到了普劳斯打来的电话。
他说麦克唐纳总督想见见我。
开始我拒绝了这个提议。
“你还在为被拖出政府大楼的事耿耿于怀，是不是，斯莫尔伍德？”普劳斯说，“我那时也只是在做我的工作。
”“让我烦心的是雇你的那个人。
”我说。
“喂，不要不开心了，好吗？”我没吭气儿。
“我开车过来接你。
”普劳斯说。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一定会提及菲尔丁，只得向他保证，我会自行前去政府大楼。
其实，那里离我的住所仅有半英里，但他坚持要我坐他的车。
“我会一直在路边等你出来。
”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任何流言蜚语。
”我不情愿，可还是答应了。
那晚八点，他把车停在我房子前，但我知道那辆车不是他自己的。
我上了车，坐在前排。
“你好啊，斯莫尔伍德！”他说着，伸出手，脸上仍是那副“难道咱俩不是一对无赖”的招牌笑容。
我草草同他握了握手。
普劳斯仍然为代议制政府工作。
英国每隔几年委派新委员到任，他却在每次变更中都能幸存下来。
现在，他在傅林委员手下当副部长。
他以既不支持联邦又不支持独立的身份参与了圣约翰斯某区的代表选举，结果失败了。
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支持维持现状，即继续代议制的候选人。
他在一个地区当选了文职，那儿的少数人以某种方式受雇于代议制政府。
竞选中他一直冷静又遗憾地争辩—他希望自己可以说，纽芬兰已经做好准备，恢复独立。
他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够这么说，但良心又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整个竞选他似乎一直都在装模作样，只等失败。
他参与竞选，只为向他的雇主表忠心，也可能是在雇主命令下才参加竞选的。
他成了个辩护人，为1934年指派成立的代议制委员会的政绩诡辩。
“你什么时候开始为总督跑腿的？”我问道。
他哈哈大笑，似乎想回敬我几句。
“我为委员会工作时，常见到总督。
他觉得可以信任我。
”他说。
“不知道你用什么法骗了他，能让他这么想。
”我想这么说，但忍住了。
快到政府大楼前了，普劳斯远远把车停在杉树树冠的阴影下。
我们下了车，走到屋前台阶上。
普劳斯按响门铃。
门很快开了，一个穿制服的家伙站在那里。
那一刻，我敢肯定，他就是几年前我参加新闻招待会时的看门人。
当时我还错把他的关切当成了施恩。
“晚上好，普劳斯先生！斯莫尔伍德先生！”他带点英国口音说道。
“晚上好，罗德尼！”普劳斯说。
“先生们，请跟我来！”罗德尼说。
不论他是谁，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个管家或男仆。
我们跟着他穿过灰色入口，右转离开大堂，经过了悬空镶嵌大理石的楼梯。
楼梯上一溜儿深蓝色长条地毯，铺下来延伸到橡木地板上，再铺往屋里各处。
我们在一条像装有壁板，挂有画像的迷宫似的阴暗走廊中穿行。
最后，我终于看见前面有个房间亮着灯，烧着壁炉。
“阁下！”罗德尼冠冕堂皇地称呼道，“普劳斯先生和斯莫尔伍德先生到了。
”他仿佛在宣布来访的国家元首姓名。
我满脸通红走进房间。
还没看见总督，便听见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声音。
先是一阵引人注意，不紧不慢的响动，伴着微弱的咕哝声，还有呼气声。
一切似乎暴露出一丝不耐烦或恼怒。
仿佛乏味的职位又要逼他做件无聊的事了。
一进房间我就发现，自己正好面对面站在他前面。
普劳斯引见后，我俩握了手。
他穿成商人模样：一套深蓝色条纹西装，一条简单的红领带，里面是白衬衫。
他的体格异常庞大，不过我也仅在这一刻才看清，他究竟有多魁梧。
在此之前，我从没靠他这么近。
他前额的发际正在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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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天窗盖（3）
像为抵消这一点，他后脑上的头发也长得稀疏。
他眉毛又黑又粗，几乎像遮雨棚一样突出在眼睛上。
靠近鼻尖的位置挂着副厚厚的黑边双光眼镜。
伸出手跟我握的时候，他透过眼镜最上端看着我。
他示意我们坐在斜对着他的另两把椅子上。
他那把椅子上的红色长毛绒上依稀可见他重压之后的痕迹。
他坐下时，又发出与刚才一样的一阵叹息，仿佛诉说他的疲惫。
正对我头顶的是一盏带三个尖头，像捕鳕鱼用的张网器的树枝形装饰灯，三个灯泡散发出温柔的光线。
我交叉双腿坐下，帽子放在膝盖上。
虽然我感觉自己必须对手上仍拿着帽子负点儿责，但心中仍坚信，罗德尼该替我拿走它。
麦克唐纳总督没开口，只上上下下打量我。
我穿着自己仅有的一件最好的衣服，一个养了两年猪的人能穿的最好衣服。
他的表情似乎就是这个意思。
普劳斯一定跟他讲了我的很多事。
“想喝点酒吗？”他问道，仿佛早已确定我的答案是不喝。
我很想知道，这话是不是在暗指我与霍普·辛普森之间长达10年的对抗？可我知道麦克唐纳滴酒不沾。
最近，圣约翰斯怨言四起，说政府大楼的晚会上竟没一点酒让人可以浇浇愁。
“我不喝酒—滴酒不沾，阁下。
”我说，暗自思忖不知道用罗德尼的叫法称呼他合不合适。
最近我发誓彻底戒酒倒是千真万确的，不过也许坚持不了多久。
他只是抬了抬他那醒目的眉毛。
我不知道这是对我表白禁酒一事的惊讶，还是对我刚才失礼的诧异。
对我的失礼，不管他有多不情愿，都得弃之不理。
他也的确如此。
“值得称赞，值得称赞。
”他说。
我知道他与詹姆斯委员一样是威尔士人，而傅林委员同尼尔委员都是爱尔兰人。
四人均于1945年英国政府决定召开全国大会之后受命。
人们注意到，四个人中缺了英格兰人，但没人知道里面是否预示些什么。
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能博得独立小港上的居民和城市贫民的好感。
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爱尔兰和威尔士殖民者的后代。
圣约翰斯大部分的“掌权”家庭则是英格兰人的后裔。
麦克唐纳总督与霍普·辛普森一样操一口地道的英国英语，不过这并不重要。
他并不需要博取那些听他讲话的人的好感。
我知道他曾是矿工，出任过威尔士合作运动以及威尔士矿工联盟的领导，此后成为议会中的工党成员，最终当上了工党的内阁大臣。
在我看来，他身上已看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