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劫-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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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景新“红帽子企业家的财富惊梦”
涂景新，一个附着了太多时代色彩的企业家，人生之路跌宕起伏，从亿万富翁到阶下死囚，从飞来官司到沉冤昭雪，真正应验了天堂、地狱、人间的三步轮回……一幕幕人生骤变，不仅让同道中人感慨万千，更让旁观者扼腕叹息：这不仅是涂景新之痛，更是无数“红帽子”之痛，时代之痛。
曾经的涂景新何其风光，他是富甲一方的大款，他是点石成金的高手，辉煌照耀一方热土，创业路影响无数老乡。从涂景新老乡对涂景新的描述，其风光可见一斑：“那些年，涂景新的传奇故事激励着一代流淌安义血统的男儿，人人热血澎湃。不管认识涂景新与否，只要来到省城，无不以自己是涂景新的老乡为荣。当然，涂景新也没让父老乡亲失望，捐款赠物之事没少干。那时全国的县市不流行在自家门户树立形象，涂景新却率先在穿越家乡的305国道藕弯段处，出资修建了横跨公路的金属架——上书‘安义人民欢迎您’，引得南来北往的司机减速观望。”
以推销纺织配件起步的涂景新，在纺织业并不景气的安义做得有声有色，显现出他过人的经商天赋。很快，出类拔萃的涂景新就成为当地纺织配件销售大军的领军人物。但行业大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纺织配件业一路下滑，纵使涂景新有通天本领，也无法扭转行业乾坤。识时务者为俊杰，难以继续大展拳脚的涂景新，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前程。
适逢海南岛大开发之际，目光远大的涂景新果断转向，放弃多年苦心经营的纺织配件推销，另辟蹊径，组织80辆东风车队，远赴海南，踏上了日进斗金的琼岛淘金路。过人的胆识、创新的点子再加上开阔的思路，让涂景新的海南淘金得心应手，涂景新赚了个盆盈钵满。这为他后来蒸蒸日上的事业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经验和广阔的人脉。
1992年，涂景新敏锐地捕捉到新的商机，IT必定是中国市场上的朝阳行业，而且它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热度不减，谁敢先吃这个螃蟹，谁就能尝到满口鲜。在海南赚得不亦乐乎的涂景新决定金盆洗手。说干就干，不久他就打道回府，裹夹着厚厚一沓钞票杀回江西。
上天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人生的大机遇出现在富有经验的涂景新面前，江西省展览中心因长期闲置，当地政府拟招商出租。满脑子都是IT商机的涂景新一眼就相中这块风水宝地，计划把江西展览中心租赁下来，作为经营电脑及其附属商品的专业大卖场。
涂景新这样描述当时的规划，“当时有6000平方米的铺面闲置。我就想，办一个公司，把它租下来，做成一个商场。”6000平方米的工程，要用钱砸出来，没有千万元级别以上的资金，想把这块儿地拿下来，无疑是痴人说梦。虽然涂景淘到了不少钱，但那个时代，千万元对涂景新也是天文数字，不借助贷款就没戏。
令人嘴馋的美味触手可及，但就差一尺之遥，向来不肯服输的涂景新该怎么办？
1992年的天，对于个体户而言不是明朗的天。当时《公司法》尚未出台，个体户不但生产经营模式受到种种限制，其安全性和稳定性也缺乏保障，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尴尬状态。因为那时的个体户还不是政策的香饽饽，涂景新想以个体户身份从金融机构贷到千万级别的巨款，只能是异想天开。
与之相比，90年代初的国有企业还是经济的宠儿。有多少人趋之若鹜，削尖脑袋往国企里钻，又有多少人想背靠国企这棵大树乘凉！黯淡很多的个体户，虽然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日子不再有，但终日游走于政策的边缘，人们总还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们。如果有方式可以与国企挂靠，戴上名正言顺的“红帽子”，地位必然是新旧两重天。
特殊的环境往往造就特殊的对策，所谓“发展在前、政策滞后”正是这种环境的真实写照。在民营企业的尴尬处境下，一个权宜之计悄然诞生：个人注册公司，但是找一个国营单位来挂靠。此举一出，诸多创业有路、注册无门的个体户大为叫好，红帽子在全国遍地开花，红彤彤一片，成为中国经济的别样风景。
涂景新决定借鸡生蛋，找到了海南机械设备进口公司，开始了他的红帽子财富惊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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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油企第一人沉浮录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大学问，革命导师马克思花费几十年的时间研究它；对每个企业而言，政治经济学又是一门性命攸关的学问，如何让政治与经济形成合力，构建自己生存的微观环境，是每个企业家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红帽子只是特殊时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表征。
在湖北荆州，湖北天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曾经屡创辉煌，它旗下拥有两个上市公司——天颐科技和天发石油，除此以外还有数十家企业。而且，天发集团在中国是除了中石油、中石化外，第三个牌照齐全的石油经营企业；另外，天发集团在国内拥有加油站128个，两个油气库储存能力达到20万吨。湖北天发的龙头龚家龙也因此被称为民营油企第一人。然而，2006年12月21日，龚家龙却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刑拘，天发的底牌也就此揭开，天发这艘航空母舰远没有世人想象的那样光鲜，内部早就满目疮痍，欠债高达29亿。天发的这一劫与头上的红帽子不无关系。
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龚家龙就开始下海捞鱼，凭借倒腾冰箱、彩电、洗衣机和钢材等紧缺物资，龚家龙开始小有积蓄，事业逐渐起步。1988年5月18日，龚家龙贷款20万创办了荆州地区生活资料经销公司，挂靠在荆州经济协作办公室下面，隶属原荆州地区行署管辖。
那个时代的特色是“国企大哥大，个体灰溜溜”，龚家龙顺势而动，将其公司注册为全民所有制，攀上了国营企业这门皇亲。同年，龚家龙准备进军石油行业，但从内地石油行业购买油气需要国有招牌，于是他挂靠荆州市物资局创办了龙海石油液化气公司。戴上红帽子的经销公司也因此享受了不少皇亲国戚的待遇，企业发展大踏步向前。然而就是这顶红帽子，为以后天发的归属之争埋下了祸根。
持有大量股份的荆州市政府也把天发当作自己的孩子，不遗余力加以扶持。如为了解决天发的资金问题，市长亲自为其跑贷款。发展顺风顺水的天发继续开辟领地，1997年4月，龚家龙注册成立“湖北天发集团公司”。根据荆州市国资委《关于湖北天发集团公司发展及产权界定情况的批复》，“资本金原计划由国家投资，由于市国资局最终无资金投入，最终出资为‘天润三峡投资基金’，但公司注册时仍按国有独资性质，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并正式运行。”
1998年，原先持有天发股份的四家国企将其持有的企业股合计6018万股划转给国有属性的天发集团公司。1998年，荆州市政府出面为天发跑来了成品油批发、零售和原油进出口的牌照。
饮水不忘挖井人，天发集团也开始回馈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摆脱国有企业的沉重包袱，开始把这些包袱甩给天发，天发一气收购了15家国企。
随着天发集团的日益壮大，归属问题逐渐凸现。龚天龙与政府展开了天发股票争夺战。收购活力28后，龚家龙提出脱钩改制，2001年荆州市国资委形成批复，称“湖北集团为了企业发展，冠有国有品牌……其资本金的组成属投资主体多元化，并非国有独资，同意变更工商登记所有制性质。”2001年，龚家龙将天发股份的631万股国有股由天发工会以4000万元的价格从荆州市政府手中买出，转为民营资产，随后将天发集团的股权过户到天发集团下属六家企业头上。即使这样，天发仍然没有摘掉红帽子，因为天发集团是以全民所有制登记注册的，在理论上，其下属的子公司仍然为国有属性。
2005年4月21日，荆州市政府以荆政办函＇2005＇21号文批复同意天发集团“实施由管理者以承债方式承担产权关系的整体改制”。2005年10月9日，天发集团工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企业整体改革方案。2005年11月25日、12月15日，天发集团先后召开新旧股东会，将天发集团股份转由龚家龙持股65％，集团工会的职工持股会持股35％。但产权过户这一手续始终没有履行，天发的红帽子仍然没有摘下来。
2006年8月，再次换届的荆州市委形成红头文件，同意执行2001年和2005年的市政府文件，天发集团的企业营业执照重新在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予以登记，法人代表龚家龙，注册资本10亿元。2006年10月，龚家龙正式重新接管天发集团的全部管理权，然而仅仅一个月后，迫于上级政府的压力，天发的股权又被重新划回荆州市国资委。
2006年12月21日，龚家龙以“涉嫌经济犯罪”被湖北省公安厅带走，天发改制再次悬置。
自始至终，天发头上的红帽子都没有被摘掉，其中的恩怨纠葛扑朔迷离，剪不断，理还乱，天发集团的股权归属仍让人雾里看花。因为戴上这顶红帽子，龚家龙接下了沉重的包袱，也背上了债务，疯狂跑马圈地，却不懂产业运作、整合，天发这艘红空母舰千疮百孔，为龚家龙锒铛入狱埋下了伏笔。真是“一顶红帽子，一把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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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惊爆iPod之城
富士康，一个代工厂的标杆企业，在世界舞台上不断标志出同行的理想高度。把它的履历从当前翻开，页页辉煌，步步精彩：全球3C代工领域规模最大、成长最快、评价最高的国际集团；2006年，富士康在美国《商业周刊》IT100强排行榜上列第二位；2006年，荣获中华英才网票选入围最佳雇主Top50；2005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手机代工厂；成为电子产业行为规范（EICC）成员，致力于推广企业社会及环保责任（SER）；2003年，跻身为中国工业企业三强……
人们只见富士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却不知每次胜利的推进，都有无处不在的危机如影随行。2006年6月14日，向来被鲜花掌声包围的富士康，突然深陷传媒风暴。英国《星期日邮报》惊爆内幕：深圳富士康，苹果的代工厂实为“血汗工厂”。
报道揭露，英记者通过参观苹果的代工厂商富士康深圳华龙工厂，与富士康员工交流，发现其员工竟然多达20万，比英国纽卡斯尔的人口还要多！在富士康这座iPod之城内，工人们每天要昏天黑地工作15小时，女工也不例外，而且月收入仅为27英镑（折合人民币约387元）。薪酬之低超乎英国人想像，住宿条件之差，就只能用天方夜谭来形容：一个宿舍容纳100人！
文章横空出世，即刻引起国内媒体连锁反应。《第一财经日报》嗅觉最为灵敏，首先抓住这个题材，顺藤摸瓜进入iPod之城。2006年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一文《员工揭富士康血汗工厂内幕：机器罚你站12小时》：一般的富士康操作工需要连续12小时站立，不准说话，更不准玩手机；超负荷的工作让很多工人体力严重透支，不少女工因为连续加班晕倒在生产线上。工人在这里只是活动的工作机器！
对国内舆论而言，《星期日邮报》只是引燃导火线，《第一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