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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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1）
一
巨大的钢筋洋灰建筑像十五的潮水一般往上涨，紧紧地挤压到北京二环以里的人们的胸口上，呛得人喘不动气。在人们耳边作响的，并不是节日时柔和、富有生气的热闹生息，而是冰凉的、不祥的、类似于某种野兽胃部消化时发出的声响。等人们回过神来才发现，那些长相较好却野心勃勃的建筑物，早将这个东方古都的韵味红烧、将老北京人的从容和悠闲清炖了，眼下吃得只剩不堪入目的残羹冷炙。住在这儿的芸芸众生，已无法再看到那个当年曾把马可波罗吓蒙了的、中世纪气魄的都城，再也难尝到这座城市用祖制秘方所烹制的清淡生活，而只能在钢筋水泥的喂养下，咽进去满满一嘴味精香料的幻觉。
二
过去了的，都沉在了历史的护城河里。
钩沉历史，人们捞出对一个人五十多年前的印象，这个人，曾经将一个偌大的北京古城扛在肩上，且一扛就是二十多年。他像一根绳索，勒进了北京古城的皮肉里；他像一瓢水，一滴不漏地灌进古城的肌肤架构之中。于是，每拆掉一个老牌坊都是挖掉他身上的一块肉；每扒掉一段旧城墙就等于剥掉了他粘着肉长的一层皮。
他穿着比堂吉诃德身上那件还脆弱的文人的铠甲，举着比堂吉诃德手上那根还无用的学者的长矛，却用比堂吉诃德还倔强、还天真的癫狂，不厌其烦且不计结果地一次次扑向毁城大军、同他们展开力量悬殊的拼杀。
梁启超给这位孤军奋战虽败犹荣的壮士起名叫梁思成。
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的梁思成，12岁时随父亲梁启超回到祖国。
1914年淡出政治的梁启超到清华大学任教，这位同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一起被誉为“清华四大教授”的昔日政治弄潮儿，已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和对长子梁思成的雕塑上。梁思成在清华园随父读了《国学源流》、《孟子》、《墨子》、《前清一代学术》、《论语》、《荀子》等国学著作。
清华八年教育和梁启超的耳提面命，使这位生在东洋，学在西洋的“假洋鬼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土生土长的同代知识分子，有着更超然的理解和近似疯狂的偏爱。是清华园将一个年轻的梁思成交付给年轻力壮的社会，又把一个已经成熟的梁思成接了回来。
距离产生美，远离北京老城、生活在京郊清华园的梁思成，从这时开始储藏对都城的情感。
来到清华大学北院的住宅区，梁启超曾住过的西北角的一栋西式小洋楼，像一片已经僵化的蜷曲的蕨叶，任尔如何虔诚，也难以说服其再打开心的叶片，只有从1919年梁思成设计的王国维纪念碑上，才能勉强摸到梁思成在这一时期留下的一点含蓄的温情。
三
清华园新林院8号宅院，是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时所居住的房子。
清华园新林院如同北京大学朗润园、燕南园一样，当年都居住着国学泰斗或学术大师，像梁思成这样独门独户的庭院，新林院还有二三十座。
清华园新林院8号，这座亲眼看着梁思成在1946年至1972年间悲喜起伏的宅院，是一栋民国时期的西式小洋楼，坐北朝南，红砖灰瓦，两扇厚厚的铁门像两只聋了的耳朵，外界沸腾叫嚣的动静只能到此打住，垂头丧气地无功而返。经过半个多世纪，8号院这个当年的独门小院，已被左右分隔成两个院落，但这座书香门第的特有的气质像上等的茶叶，已经把这座紫砂茶壶般的宅院泡透了，哪怕迈进门的来访者是白开水，也能立即在这氤氲中染上浓香。
新中国成立前夕，两名解放军军官在张奚若的带引下来到新林院8号，他们拿出一张北平城的作战地图，请求梁思成标出重要的古建筑，并画出禁止炮击的区域。他们告诉梁思成，万一和谈失败，此图作为攻城之用，宁愿多流血也尽可能保护古建筑。梁思成被感动得夜不能寐，他觉得共产党实在不简单，过去都是自己找上门去求神拜菩萨，恳求保护古建筑，可眼前，解放军竟然主动找自己商量，北平有救了，中国有希望了。
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2）
果不出所料，市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内，清除了33万余吨从明朝开始积攒至今的垃圾；清除了61万吨旧城积存下来的粪便；修复、疏通下水道16万多立方米；修整街道、胡同路面252万平方米。梁思成这枚燥热的种子，一个猛子扎进了共和国的土地里。
共和国的国徽上印满了梁思成深深浅浅的指纹，梁思成的辛劳和才华和着水泥，浇铸进人民英雄纪念碑。
梁思成为自己当初没有留在美国或是去到台湾而备感欣慰。
士为知己者死，作为一个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当仁不让的成为北京旧城的保护神。正是因为他护城的角色，梁思成在“文革”中一次次被游街批斗，连最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也无暇顾及。这位曾与陈寅恪、翁文灏一起被誉为“三国宝”的建筑学大师，竟然在人生的晚年，与“什么是无产阶级建筑观”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无聊问题纠缠不清。
梁思成盼望和他的同道、学生聚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个问题。在清华园新林院，他守株待兔似的等呀盼呀，但没有一个人影出现。梁思成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就这么孤独的等待着。可他怎么也想不到，此时“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清华大学的先生们，几乎全部被赶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了。
对于梁思成，他没有在林徽因的墓前崩溃，“大屋顶”的批判没有把他摧垮，而现在他连自己的影子都背负不住了。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睁着两只迷茫的眼睛，被架上了死神派来的迎亲花轿。
紧跟在大花轿后头的，是人世间可以给出的、最昂贵的陪嫁也是陪葬
品—北京古城。
四
北京是全世界规模最为宏大的中世纪古城，从整个古城的格局以及散布在全城的文物建筑群看来，俨然是一个没有屋顶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陈列馆。
北京这个曾经没落的城苑，新中国成立后已成为一个年轻的城市。在梁思成看来，共和国定都北京，使这座古老又年轻的都城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如何既保护好旧城固有的风貌，又规划好新中国的行政中心，成了梁思成1949—1953年为之奔走和筹划的课题。
梁思成认为，现代的政府机构已不是封建王朝的三省六部。现代政府是一个组织繁杂，各项工作有分合联系的现代机构，这些机构总起来需要六至十几平方公里的面积。由于城内已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再加上居民休憩所应有的园林绿化面积已经太少，把行政中心分散在旧城区，将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梁思成与陈占祥共同拟定的《关于中央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方案中，梁、陈提议：对北京的建设，要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不应随意掺杂不协调的形体对古城加以破坏。中央行政中心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为宜。
梁思成授课时对他的学生说：“北京城也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不科学伺候它就会生病。现在北京还没长大，不会得动脉硬化和心肌梗塞等老年病，只能得一些小孩子得的伤风感冒，但我们不能重复别的城市的毛病。如果今天规划不好，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工业污染、交通阻塞、人口拥挤等诸多现代城市病症的出现。”
然而，这个具有前瞻性的方案，并没有引起最高决策层的重视。同时，还受到了苏联专家的抵制。苏联专家认为，北京工人少，要建成一个大工业的城市，以提高工人阶级的人口百分比，行政中心应设在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及东西长安街一线上。
一位领导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苏联专家的方案充满了激情的憧憬，他兴奋地告诉彭真市长：“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全是烟囱！”
时隔多年，有人对梁思成仍耿耿于怀，“文革”时期又拿出梁陈方案说事：“中南海过去皇帝住得，毛主席为什么不能住？梁思成比反革命还反革命！”
面对这个幼稚得令人啼笑皆非的大笑话，在那个时代却没人怀疑。
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3）
当时，由于城市规划在国内尚未起步，大多数决策者搞不清什么叫城市规划，甚至分不清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的工作区别在哪里。更为重要的是，刚刚从落后挨打的小农经济解放出来的国度，渴望工业强国、工业造市的迫切愿望已经把人们的理智绑架了，必须拿城市付出伤亡的代价来交换。
于是，最高决策层饥不择食地选择了苏联专家方案，趋时、趋利的梁陈方案被摒弃。
“北京古城所承载的信息，不是皇帝个人以及封建王公大臣的，是全民族的，是勤劳聪明的中国人用砖石垒成的史书。现在，人们不懂得她的珍贵，把她大卸八块随意糟蹋，50年后，相信会有人后悔！”
梁思成的话在今天不幸被言中。
五
完整的古城梦被七零八落的噩梦搅浑了，梁思成翻过身去，转而做起了美丽的城墙梦。
梁思成把北京老城墙看作是北京的脖颈，把那些气宇轩昂的城楼认作是颈项上的璎珞。
北京的城墙很有些来头，对这些明朝遗留下来的建筑，红楼专家周汝昌先生近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北京东面的大墙大为不残，倍显崇伟坚固，登上去，其‘上宽’还可容二车对开，其下基之宽可想了。城上遍生茂草小灌木，草虫乱蹦，别是一番境界。城如不拆，辟为环城‘公园’，当为世界第一奇观，堪作吸引国际旅游的‘金碗’。又何用拿着金碗‘讨饭吃’呢？”
梁思成在《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中说：“环绕北京的城墙，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垒拓嵯峨，无论是它的壮硕的品质，或它轩昂的外相，或是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
梁思成在保护城墙的工作上下尽了功夫，做足了文章，除了理性的上书，他还不停地张嘴游说领导：从整个城市布局来看，城墙可作为城市分区的隔离物，城楼改造成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城墙广植花木，开辟成城墙公园，供市民、游人休憩。每当夜幕四合，繁星点点，月挂中天，几十万人同在月光下摇着蒲扇聊天，岂不是全世界一大奇观！
梁思成此番见解比周汝昌先生新近文中所论，足足早了50年。
然而，梁思成的设想被人嗤之以鼻。最后，那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明朝古砖，有的盖了厂房，有的砌了防空洞。
北京的城墙就这么被“先进”的北京人不幸的拆掉了，而“西京”的城墙却在“落后”的西安人手中幸运的存活下来，梁思成的梦想，几十年后在黄土高坡上的这个废都变成了现实。
时隔半个多世纪，“先进”的北京人依然“先进”着。名宅老院被一座座推倒，类似“大观园”这样粗制滥造的仿古建筑怪胎，却被城市抱在怀里。
王小波这样说过：“真古迹使人留恋之处，在于它历尽沧桑直至如今，在它身边生活，你才会觉得历史还活着。要是可以随意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