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朱棣-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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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 。王府护卫是亲王控制的军队。朱棣通过这一赏赐，至少是扩大了皇帝对王府官军的影响，削弱了藩王的控制力。十月，朱棣令晋王济熺在其护卫内拨马步官军四千随高平王、平阳王于平阳卫府暂居，〃分原给本府符验二道与之〃 。这就是在变相地缩小王府护卫的编制了。至于与宁王的〃中分天下之约〃，更是早已抛到脑后。朱棣做了皇帝后，绝不提此事。宁王朱权找到朱棣要求改封到江南。他提出苏州，朱棣以〃畿内〃为由不予批准，颇有榻下岂容他人安睡的味道。朱权提出钱塘，朱棣说：〃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依然不同意。朱棣摆出建宁、重庆、荆州、东昌几处，说：〃皆善地，惟弟择焉。〃 最后，朱权于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此事就算了结。朱棣是玩弄权力的高手，他凭借手中实力，将众亲王任意置于股掌之中。此后，藩王的权力、地位进一步削弱，仁、宣之后，诸王甚至有出城之禁。二王亦不得相见。亲王便成了徒糜禄饷的寄生虫。
永乐即位之初，面临着缺官的局面。不久，由于〃悉复旧制〃，被黜官吏只要〃以奏牍付科〃，即可以复职 ，再加上涌现出一大批靖难新贵，官僚队伍迅速膨胀起来。到永乐二年六月，〃中外官数〃竟〃比旧额增数倍〃 ，迫使朝廷不得不给予注意。由此不难看出建文省官吏、并州县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永乐刻舟求剑的复旧政策所带来的问题。
朱棣的复旧，甚至偏颇而极端。以田赋而论，建文中革去江南苏松重赋，解除苏松人不得做户部官的禁令，本是一件有惠于民的好事。但这一政令也在复旧的名义下被朱棣取消了。据说，朱棣对要求降低江浙地区官田重赋的官员十分痛恨，苏州知府金炯就因此被槛车徵至京而死。 永乐中，农民实际交纳的赋税要远远超过定额。特别是在迁都之后，农民要负担庞大的运输费、手续费等等。因此，论者曰：〃太宗即位，尽革建文之政，民力不堪，明制徵及分者，官得迁转，又数赦免。然岁积逋粮，至宣德末，苏州一郡已七百九十万石，常松亦然。〃 〃吴民大困，流亡日多，一郡逋赋至七百九十馀万。督使相继，终不能完……宣德中虽名减赋，实则同洪武之旧。〃 甚至连建文年间僧道每人限田五亩，其余均给农民的规定也被废除。朱棣的复旧，并不问其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但是建文所出一律推翻，有些感情用事。
朱棣绝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守成之君。任何祖宗成法都不能束缚他的手脚。他宣称〃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断〃 而实际上滥施残刑酷法，任意杀人，毫无章法。至于南征安南，亲征蒙古，迁都北京，派郑和下西洋，又有哪一件有祖训可援？朱棣的许多做为都与祖训不合，甚至与自己在《圣学心法》中的说教相左。朱棣率领靖难之师进入南京时，要不是杨荣拦马提醒，几乎忘了应该先去拜谒朱元璋的陵墓。 他所宣称的尊崇祖制，率由旧章云云，与他的先谒孝陵后登宝座一样，是做样子给人看的。
第76节：开创与守成之间（6）
朱棣的人格是矛盾的。我们要考察的是朱棣怎样将截然不同的说与做集于一身，如何使这种双重人格在他身上得到平衡。
永乐四年闰七月己巳，朱棣召见北京儒士武周文，劳谕甚至，特命为翰林侍讲学士，赐冠带金织罗衣一袭。第二天，武周文入谢，朱棣便因其老而令致仕。这样一个普通的老年儒士，为什么会受到朱棣的如此优礼？朱棣对翰林侍读胡广等说：〃朕守藩时，闲暇喜观《易》。时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实。但所言亦有拘滞不流动处。〃原来这位武周文是朱棣在《易》学上的知音，但似乎不如朱棣对《易》理解得深。朱棣说：
盖《易》道妙在变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随时从道〃之说，最得要领。
又说：
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看来，朱棣深得《易》经〃变通〃的要领。他从〃随时从道〃引申出左右逢源的权术，凡事取其适于自己者曰〃从道〃，去其不适于自己者亦曰〃从道〃；以〃内君子，外小人〃作为自己行为辩解的理论，君子之所为者行之，小人之所为则以〃外小人，内君子〃为说词。他既是小人，又是君子，随时变通，为我所用。
三、煌煌文治
俗话说，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朱元璋以武力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帝国。开国之初，武人受到优礼是可以理解的 。三十一年后，建文帝努力提高文臣地位，正是适应时势的转变。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武臣的权益则受到忽视，这势必引起他们的不满。朱允炆失败了，历史没有给他转向文治的机会。朱棣〃靖难〃，依靠军人势力提出诛〃左班文臣〃，自是他夺权的需要。但当其政权稳固后，必要用文人治理国家，文臣的地位也会相应地改变。这同样是时势使然。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率兵南下时，他的主要谋士僧道衍要求朱棣在功成之日要保留读书种子 ，就是预见了时势将要发生这种变化。
朱棣做了皇帝后，立刻适应了这种变化。他知道，人民绝不欢迎一个暴虐好杀的皇帝。永乐元年朱棣对他的群臣说：
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有其序。……朕皇考……拨乱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权一时之宜。及立为典常，既有定律颁之天下，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劓？
宫并禁不用。朕以菲德继承大统，仰思圣谟，夙夜祗服，惟欲举贤材，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以上不负皇考创业之艰，而朕于守成之道，亦庶几焉。
又有一次，通政使赵彝等引奏一个山东男子，进献阵图。这本来是要迎合朱棣，献媚取宠的。不料遭到了朱棣的批评。他说：
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夫驱人以冒白刃，鲜有不残伤毁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军旅数年，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复当言用兵。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冀进用。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
为表示自己是一个偃武修文的明君，朱棣大肆张扬其事。他倡导儒学，优礼孔裔，不断聚集文士编纂图书，在他身边总是簇拥着一批文人学士。朱棣本身似乎也真的温文儒雅了起来。永乐朝的御用文人杨士奇称颂说：〃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兴起斯文。〃 朱棣将首先降附且长于文学的解缙、胡广、黄淮、胡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罗置内阁。这些人〃既荣称于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亦皆〃与被其荣〃 。然而，他们是以参赞机密、参与决策的名义进入内阁的。
1．文官制度趋于完善
正是这些人进入了内阁，肇始着明朝政治制度的重大转变。洪武废除丞相之后，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在行政管理上却了一个环节。朱元璋曾一度设立四辅官。四辅官品位列公侯都督之后，但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不久罢设。后来，又仿宋制设立殿阁大学士，正五品，不过〃侍左右，备顾问〃，帮助皇帝处理公务而已。当时帮助详看奏章的是翰林官和春坊官，他们可以〃兼司平驳〃。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直文渊阁，是在朱棣即位的当年九月。以文学侍从之官，进入决策行列，说明文官制度趋于完善，这是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成熟的标志。但这时入阁的都是编修、检讨、讲读之类的官员，品秩不高，没有部属，也不专管什么部门，各部门奏事也不得相关白。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内阁的地位越来越高，超越六部，成为决策的中枢，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甚大。
延揽人才，重视学校科举
明朝自洪武以来，国学及府州县学在全国普遍建立。朱棣继承其事，重视学校教育。永乐四年三月初一，朱棣亲自到太学祭祀孔子。在他亲撰的碑文中说：〃朕惟帝王之兴，必首举学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他强调尊礼孔子，是因为孔子之道〃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无〃。
明朝建立以后，恢复了科举制度，但朱元璋用人，并不完全通过科举。洪武十八年以后，科举才成为定制。朱棣重视科举，自永乐元年起每三年一次乡试、会试，从未间断。为了延揽、养育人才，朱棣命翰林院在各地入京会试下第的举人中，挑选优秀者进入国子监学习，享受教谕的俸禄，以等后科再试。他还命从翰林院庶吉士中，选才学英敏者就学于文渊阁，供给纸笔、膳食、灯火费，并提供住房。明代选拔人才科举逐渐重于荐举。但永乐还不太拘于资格，杨士奇未经过科举，陈济是平民百姓，都被朱棣任命为遍修《太祖实录》的总裁官。科举制度在永乐一朝进一步完善，为以后历代所因循，影响深远。
第77节：开创与守成之间（7）
《永乐大典》等图书的编纂
在朱棣身边，常常围绕着一批批文人学士。在他的提倡下，文坛上一时歌舞升平，台阁体诗、文、书法、绘画大行其道。
朱棣称儒学为〃国家致治首事，不可视为迂缓不切之务〃 ，称〃孔子代天立教，故万世帝王敬事之〃 。他聚众修书，除《四书五经性理大全》 外，还有《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他下令购求天下图书，说：〃凡人积金玉皆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 他还将儒臣所篡修的《周易大义》、《尚书直指》、《春秋直指》等〃于斋阁书殿寝室各置一本，得备观览〃 。他常听文学侍臣为之讲解经典。他要求〃于讲说道理处必举前古为证，庶几明白易入〃。他认为〃帝王之学贵切己实用〃，因而，〃讲说之际，一切浮汎无益之语勿用〃， 〃士人之家稍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却乎〃，〃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须与之，庶奇书可得〃。朱棣绝不是个书呆子。
永乐文治堪称盛事的莫过于《永乐大典》的修纂了。朱棣好大喜功，做事追求最大，追求建功传世。永乐元年七月，他即位不到一年，就命侍读学士解缙劲采天下图书编为一书：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就是说，要将天下图书全部网罗一尽。第二年，图书编成，朱棣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翻检之后，还认为〃尚多未备〃，于是，再命姚广孝主持重修。 这次重修与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书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朱棣赐名为《永乐大典》 。全书以《洪武正韵》分类编目，以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从各种书辑入与此字相关联的内容，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是永乐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明代的一项重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