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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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张大复双目失明的起因与过程历来众说纷纭，比较权威的有《四库全书》存目提要所说的“父殁哀毁”，但这显然是对钱牧益墓志所谓“又以哭父丧明”一语的承藉与沿讹。钱仲联在其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里又有“晚年丧明”一说，想来应该出自杜撰。相比之下汤显祖《张氏纪略序》中说张“母子之间，徒以声相闻者十四年”不失为一条重要线索。因为只要我们稍加考证，就可知道张母辞世的确凿日期为万历三十四年，如果以此倒溯十四年那就是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年）。从我个人的研究结果来看，这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比较接近事情真相的一种说法。事实上张对自己所遭遇的这一天降奇祸的过程，在《笔谈》里也一直有着零零星星的记录，如果读者在时序和语气上细加辨析，应该不难得出可靠的结论。事情的起因缘于公元一五九三年县城一场奢靡的民间灯会，当时虚龄刚满四十的张正应聘在乡绅周元裕府上担任家庭教师。“四月一十六日夜，里社送神，观焉，眼迷炬，翌日发肿”。二十天后的五月六日是明代士子一年一度的春季考试日期，由于那次苏州学使饶先生亲临昆山督学，显得异常隆重，自觉病情略有好转的张自然不肯放弃这难得的机会，于是勉力前往。想不到刚走进考场，“甫就位，不辨天日，岂非数哉！”这场
意外发生的悲剧所带给张以及他全家的沉重打击应该不难想像，《笔谈》里有他记叙当时两个好心的县衙差役将他搀扶回家，与亲人相见时的凄然情景。“归至草堂，先母忧惶，不知所措，先世长（张弟）从外入，面予无言。先叔父多好言相慰藉，予尔时已不复作全人想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而言，张那时所患的大约是今天青光眼、白内障一类的常见眼病，尽管远非绝症，却令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伟大的中医束手无策。所幸当时他尚并非全盲，此后多年仅凭眼角的一线微弱余光，他仍然坚持著述与挣钱养家。直到公元一六○九年自称眼病专家的江湖游医铁鞋道人将他的视力进一步损坏，而张为此甚至还付出典卖祖传的字画与良田作为酬金的惨重代价。妻亡母丧。剧贫。愤世嫉俗。寇乱与水灾。这一切再加上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他心爱的弟弟张世长的猝亡，终于使他的双眼在那年秋天彻底失去了光明。
四十岁以后张大复就这样渐渐进入了他一生中漫长的黑暗时代。盲杖，笔砚，清淡与冥思，加上继子张桐瘦削的肩膀，对他来说几乎已成为生活的全部。白天大多时间他在梅花草堂默坐，构思，晚间除了口述著作，还要为日益窘迫的生计问题焦头烂额。更为残酷的是，当时他身体的许多部位似乎都已经出现了问题。二十五岁在外祖父家的大树斋寒灯苦读时患上心脏病，随后是慢性肾炎与肠风，中年开始又是便血症、脚气、牙周炎，还有一年中要反复发作几次的肺炎、偏头痛与伤寒。老年以后这张病单上也许还要加上血脱与轻度中风。如果把这位自号病居士的老人一生的病历搜集起来，其厚度应该不比他几十万字的《梅花草堂笔谈》逊色多少。将人世的种种不幸全都集中在这样一位温良谦和的道德君子身上——命运的暴戾与不公——我该如何形容？我又能如何形容？然而，正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张除了通过口述完成《笔谈》一书，另有《嘘云轩文字》《昆山人物传》《昆山名宦传》《张氏先世纪略》等深为当世儒林所钦服的著作。因此梅花草堂许多年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类似苏东坡黄州谪所、张志和舴艋舟，或张的乡邻兼精神导师归有光项脊轩那样的精神圣殿。这就是为什么，前不久当我再度抵达昆山寻访，在书店看到一个新派
学者在其所著《堕落时代》一书中对张信口雌黄，产生的强烈反应竟然令我自己都觉得意外。这本书里有一章专门谈到了张大复，种种迹象表明作者非但对张的生平缺乏了解，而且连文本本身也几乎没有接触，仅凭《梅花草堂笔谈》书前张的一篇亦谑亦嘲的自序东拉西扯，任意发挥。尤为令我不满的是作者竟将一生中深受病魔摧残的张强判为附庸风雅而装病，又是“张大复把善病当作人生一件幸运事”，又是“病，成了最有力的借口，生活中最好的挡箭牌”。他甚至连张生命的将近一半是在黑暗中度过的这一不幸事实也全然无知，从而将一个较晚年陈寅洛还要潦倒的盲眼书生，硬说成是写《去吴七牍》的袁中郎，或鲁迅先生在《病余杂谈》里嘲讽过的那种风雅人物。看着一生倒霉的梅花草堂主人死后多年还要为人曲解攻讦，那感觉确实特别的令人感到愤怒与不平。
第二章
梅花草堂主人（3）
我第二次抵达昆山恰逢周末度假高潮，好不容易才在距亭林公园不远处的某部队招待所弄到了一个房间。张大复在《笔谈》中偶尔也谈到过兵事。一六一三年无锡潘葑一带的盐贩子突然为争抢地盘竞相残杀，四野乡民争往城中避乱，“守城卒捍之，蹂践益不可止。卒亦乘机相煽，暴劫民家，……舟乱于河，尸横于道”。经张事后确认的具体数目为“死者不下二百余人”。这样荒唐的事实在煌煌大义的《明史》中当然你是读不到的。在另一则笔记里，张谈到万历中期朝廷的西北绥边政策，“大要为抚守战三者权衡”。当时政府主战派中嗓门最高的要数兵部侍郎王敬所，这家伙经常喜欢以一种夸张的、突然袭击的方式将预定的答案强加给他的朝中同事。“子谓夷人不可杀耶？”王这样问，尚未待人家反应过来，“王瞠目而摇首曰：夷可杀也”，以此显得他自己比别人高明。还有嘉靖末年为骚扰吴中的日本海寇俘获的两位苏州名士张仲起与龚瑞周，倭寇头目命令他们挑担作伕，“张担而龚不忍”。后来侥幸脱逃后两人都当上了官，“龚偃蹇仕途，终杞县令”，张却一帆风顺，前途青云。当然，在记述这些同时代人物的言行事迹时，张照例不加任何评判与议论——一种纯粹的新闻手法——类似于同时嘉兴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这也是他的作品
被认为具有史料价值的最有力的证明。
招待所对面就是三联书店昆山分销店，店堂明亮，环境清雅，完全符合我想象中这座著名文化县城所应有的气象。坐在那里二楼靠窗的吧椅上品茗执卷，随意翻阅，或闲闲眺望不远处正沐浴在冬日阳光温馨拂熙中的玉峰，我真想能够与谁谈谈梅花草堂主人张大复，以及他瓢饮簟食、贫病交加的晚年生活。但在以经济工作为重点的二十世纪末的昆山，至少目前看来这还只是一种奢望。何况我在当地又没有什么朋友。张大复拥有朋友的数量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财富与骄傲。尽管当时缺乏现代化的传媒工具，他的博学与勤勉学风却仍然遍闻大江南北，包括沈汀州、刘中翰、苏石水、工部尚书吴兹勉、兵部庞公等政界人士在内的朝野舆论对他一直褒奖有加。朱白民（冯梦祯老师）、李愚公、姚孟长、邵茂斋、陈眉公等江南名士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也始终与他保持着良好的私人交情。还有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常熟拂水山庄的少年进士钱谦益和堪称明代第一戏剧家的汤显祖。毋须讳言，这些著名人物与张的友情成分中既有对他才学的钦佩，更多的恐怕还是作为身体健康者对一个自强不息的残疾人士所常有的那份同情与尊敬。而对于历任昆山知县来说，自己治下有这么一位知名人物大多也都感觉脸上有光。他们对梅花草堂络绎不绝的造访尽管让旁人眼热，在
张内心看来却也许不过只是一种即兴表演。尽管如此，他还是乐于以他们所需要的角色来应付他们。这个深谙世情的瞎眼老头，他什么不懂？他又什么不会！这些地方政治家或慕名或礼贤，大多动机暧昧，真正为他认可，且当作朋友看待的是在任期内为地方切切实实做了不少好事的湖北名士龚孝介。他对以侍御身份出任昆山县令的刘在田也颇有好感。刘上任伊始即有人在他面前讲某某的坏话，而刘当时堪称经典的回答是：既然这个人干了这么多坏事，那我就在这里等着他，早晚有一天他会到我这儿来报到的。（原文为“姑待之，将自至”）张显然欣赏这样诙谐而大气的机智语锋，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他世俗面目的一个主要特征－－思想深刻、言谈风趣、善开玩笑、不合时宜。（《笔谈》里有多次他对自己言语不慎月旦人物所进行的内省与自忏，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证据）典型的魏晋名士风度，所缺少的也许只是王戎那样的世族贵戚背景和向秀、嵇康那样如同玉树临风般的倜傥外形。
我们打算谈到他的形象和他的家庭了吗？也许是的。几十年中，这个落魄的才子一直生活在中国南方的一座沿海小城。身材矮小，衣着寒酸，两眼朦瞍。仅靠声音和心灵写作。娶过两位妻子，一死一病。厨房的米瓮时常发出类似昆曲高腔那样尖厉的回声，而包括儿子、女儿、继子在内的亲人也全都先于他出现在死神的黑色名单上。没有功名、冠冕和爱情，也没有田产、藏书、古玩。祖遗晋唐小楷、褚遂良夫子庙碑、麻姑仙坛记等诸多宝物，早因双目昏黑为人窃去，出自新安王民晖之手的那册珍贵的先贤遗像，也因类似的遭遇不识所踪。在手头相对比较宽裕的那几年内，也即在王汶上、刘中翰署中任职期间，大部分束脩却又用于主动捐赠修筑一座带有公益性质的路边凉亭。而“每除夕，吾家无所不无，今又无二：笼无香，炊无水”这样的窘迫现实，对他来说早已视做家常便饭。每天午后他独坐窗下冥思的孤寂身影像不像古寺青灯参禅的老僧？同样，对于泰昌、天启年间那些慕名前来拜访的外省书生，如果在街头相遇，也肯定不会有人相信，眼前这位佝偻、咳嗽、步履蹒跚的老头，就是他们急于想要见到的大名鼎鼎的梅花草堂主人。究竟是什么在支持他的生活？物质还是精神？在昆山逗留期间我经常为这样无聊的问题弄得烦恼不堪。尤其当我在
他一生中多次经由的娄江夜色中徘徊，在玉峰梅花墩边闲坐，在仿佛还能感受到他手迹与体温的隋代琼花前凝思。我想像自己脸上当时的表情，大概不外乎是那种哈姆雷特哲学傻瓜式的愚蠢吧！同时我也知道张大复本人肯定不会作这种无谓的思考。将尘世的一切全都归诸于命运的安排与设置，应该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张的处世态度。因此想像他所会象徐文长那样用铁锤猛击自己睾丸，或者象他所尊敬的李秃翁（卓吾）那样自杀是相当滑稽的。至少他三十七年从容度过的黑暗生活已经向我们指明了这一点。逆来顺受，处变不惊。一位朋友曾引用韩愈论张籍的“盲于目，而不盲于心”作为对他的赞语，还有人将他比作写《左传》的左丘明。不管怎么样，在热衷于表演，充溢着大量食客、山人、行为艺术家、颓废者与自虐狂的明末文坛，不温不火、自行其道的张确实是一个异数。
第二章
梅花草堂主人（4）
一六一七年张大复突然扶病启程赶往杭州，可以被认为是他一生中除北京外唯一的一次长途出访。《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说他“晚年犹到杭州与冯（梦祯）订交”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其时非但距冯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