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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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想要出外避难，看来确实没有比德清山中的外公家更好的地方了。赵生前选定自己与管夫人的身后葬地为洛舍东衡，可以看出这座曾给予他庇护与慰藉的县城在他一生情感上的份量。
第二章
从松雪斋到鸥波亭（2）
松雪斋时代就这样差强人意，在毫无选择余地与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开始了。作为赵宋亡后政治态度的一个标志，尽管此名的由来缘自父亲遗下的两把古琴“大雅”与“松雪”，但他毅然选定后者并决定开始用它行名于世，
私下里显然应该包含着比音乐更多的内容——比如说，展示心志与思想。何况这一喻意与他当时的遗民身份又是那么贴切。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猜想，在赵最初的人生理想中，不能排斥确实打算从此啸傲林下，在布衣蔬食、诗书琴画中从容消磨自己的一生。他曾花费数年时间写就一本音乐专著《琴原律略》，似乎也有意无意为我们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根据后来戴表元在为该书所作序言里的描述，青年时代的赵既孤僻倨傲，又愤世嫉俗，俨然一个有意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的另类形象。许多年后为《淳化阁帖》撰写题跋时赵自己也承认，当初他为求购此书，两年中曾多次进出杭州的书铺，并先后弄到两部缺本，后又多方托人调换方得凑齐全帙。这样的精神与闲情，想必也可从另一侧面让我们体味到他那段时间的真实心境。
但他的生母丘氏显然对此不以为然，进而深感不满。这位似乎天生具有政治家头脑且信奉“有奶便是娘”人生哲学的女人，自从全家在德清安顿下来以后，就曾振聋发聩地大胆预言：“圣朝必收江南才学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能异于常人？”当然，她强调的读书肯定并非书画与琴艺，而是封候拜相所必须掌握的经世治国之术。作为世食宋禄的皇亲国戚，其身又贵为宋度宗的姨娘，如此开放搞活、好象有意要与岳飞母亲对着干的言论，即使在七百多年后的今天听来仍不免令人感到吃惊。由于这段文字最早见于赵身后由门人杨载撰写的行状，台湾学者潘柏澄在感叹“丘氏无故国之思，竟督子昂仕元”，并表示“甚奇”以后，不得不怀疑这样不尽人理的说法是否有可能出自赵自己的弄鬼。他经过反复思考辨析后提出的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是：“或因子昂不能以死拒当政之邀，（左面右见）言出任后，深知悔恨，乃思假奉母命以求人谅恕。弟子杨载从之三十年，闻其语，而记之如是也”。这样的推测尽管过于苛刻，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不管怎么样，在为期十余年的松雪斋时代后期，赵的思想已明显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至少我们发现他的身影已经渐渐从琴桌翰几前离开，开始专注于朝政和经史名籍。另外，交游也成为他生活的一个主
要组成部分。当时他跟一个名叫顾善之的书法家打得火热，甚至还有可能通过此人结识了几位同样癖好书道的地方蒙古官员。作为对上述慈母一番良苦用心的酬答或应付，赵生平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尚书集注》——就依稀成书于那几年中。也许，与世俗的荣华富贵相比，所谓精神的高洁有时确实显得过于沉重与奢侈了。从政治形势上来看，占下汉家江山的元廷似乎也不像原先传闻中那样野蛮与无知，一些汉人文职官员开始陆陆续续受到征用。他的原任湖州最高地方官员浙西安抚使的叔叔赵与可献城投降后官运亨通，他的另一位叔叔赵与（上票下四点水）甚至已在元世祖忽必烈身边做了近十年的侍讲学士。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故事犹如大风摧松，春阳融雪，日复一日影响着赵的生活和思想。同时，尽管李府上下时有接济，但全家二十余口仰食于人，何况又非亲生骨肉，经济上长期这样下去也总不是办法。因此，我们应该有理由可以相信，在至元二十四年出仕元朝前的那几年中，当寄居德清的赵于深夜的灯下无语独坐，思虑万千，昔日名园巨宅、紫衣玉食的生活早已成为记忆中不堪回首之往事，眼下最重要的事情，看来就是如何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审时度势，瞄准机会，以图东山再起。上述丘氏那番为后人诟病的名言，估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次次告诫赵的。是的，在挣脱了气节、情操之类的精神桎梏后，发愤著书立学，争取早日出人头地，确实已成为赵当时远较心灵问题更值得关心的现实课题。
从事后披露的内情来看，也正是在那段时间的课余笔闲之际，他偶然结识了邻村西茅山下一位乡贤管伸。老头祖上曾居湖州城西二十里栖贤山，后因某种不为人知的缘故迁移至此。自称战国贤者齐人管仲之后，生性落拓，喜好风雅，对这位出身高贵，眼下正处于逆境中的年轻人不免青眼另加。同样持这种钟情态度的似乎还有他二十多岁尚待字闺中的女儿管仲姬。尤其是后者于操持家务、缀弄针线之余练就的一笔生意盎然的墨兰，更是为两人迅速发展的感情提供了某种养料和基础。可以想象，又一个落套的张生崔莺莺式的传奇故事，就这么匆匆忙忙上演在今天德清干山乡境内的桑巅篱落之间。虽然据称素有“倜傥侠义”之名的管公在剧情后来的发展中坚持扮演与崔母相类的角色不免令人扫兴，但考虑到赵当时已结婚生子，更致命的障碍是他犹如文革中走资派代表人物子女似的危险的政治身份。这一切打算让一个世代安分守居的士人发扬大无畏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接受下来，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过分，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颇有些强人所难。好在赵管恋情最终还是以缘结秦晋而告结束，时间是公元一二八八年的春天，也即他时来运转，应召出任元朝兵部郎中大约两年以后。鉴于赵一向有名的敏感、倨傲的性格，管这样见兔子撒鹰的做法未免令他内
心受挫，并自觉有理由心怀怨恚。在老丈人身故后所作《管公楼孝思道院记》一文中，他挥纵春秋笔法，寓不尽之意于言外，特别标明“仲姬特所珍爱，至元廿六年归于我”就相当有意思。另外，由于生前没有写真留存下来，有关管姿色的猜测一向也是令后人感兴趣的话题。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女人性情刚烈，处事敏捷，其生活能力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至于说到容貌那恐怕连中人之姿也谈不上。因此，她与被誉为“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的赵的婚姻，很有可能就是属于周恩来邓颖超那种相濡以沫的纯感情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赵官做大后一再提出想娶妾，终因管隐含威胁之意的反对——一首《我侬词》，其名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现在的话来翻译大约就是“我不会抛弃你，你也休想抛弃我”——而怏怏作罢。当然，我如此持论对那些仰慕才子佳人故事的读者显然是个残酷的打击。但只要我们平心静气认真想一想：一个乡下大姑娘，祖籍山东，又是才女，二十多岁还嫁不出去，会是怎样一种状况？这种事情发生在七百年前的古代又是否有些不太正常？更重要的理由是：在赵后来为管所作的墓志中尽管说了后者不少好话，又是“生而聪明过人”，又是“天姿开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备，翰香辞章，不学而能”
。“处家事，内外整然”，就是没有一句敢从正面赞及她的美貌。相反，他在题《二乔图》中视三国时代的江东美女大乔小乔为红颜祸水，同时发自内心地对主张娶丑妻求平安的蜀国首相诸葛亮大加赞赏，进而推崇备至。用他自己诗中的原话来说，那就是“不见当时老诸葛，独聘丑妇何其高”——一种不无惺惺相惜之意的夫子自道——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意思在里头。当然，对于当时急欲建立功名事业的赵来说，与管的交往在他的生活中估计也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更何况当初为这段乱世恋情所提供的政治背景似乎又特别的触目惊心。几乎两人花前月下每一次欢会的过程中间，无不笼罩着时代与历史一连串重大事件的深长阴影：陆秀夫抗元不屈而亡。幼帝赵昺死葬南海。文天祥在北京刑场上慷慨赴义。加上其间发生的亡父茔墓的意外被盗。种种不尽人意的国事家事，看来都逼迫赵必须当机立断，面对现实，为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提前作出安排。由于那时已有新政府将废除科举制度，改用推荐与征召的方式选拔人才的传闻，赵的身影开始频频走出松雪斋，多次往来于杭州周边城市，结交名流，拜谒权贵。据任道斌先生《赵孟钕的辍芬皇橄杲椋嵌问奔湎群蟪鱿衷谒笥衙ド系哪矌t
、周密、戴表元、李衎、袁桷等人，都是其时东南文坛上颇具号召力的重要人物。尽可能地抓住时机，扩大影响，让自己的真才实学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可以认为是赵占断机先，未雨缪绸，为两年后终于到来的政治机缘预先定下的一着妙算。
第二章
从松雪斋到鸥波亭（3）
当德清山中的赵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松雪斋门口搔首弄姿。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异族王朝的国家机器也开始了它最初的运转——所幸基本沿袭的还是标有“儒家”“程朱理学”的前朝的旧辙。机会与运气有时就是那么充满神奇色彩不召自来。几乎就在赵赠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蒙古人夹谷之奇，委婉表示自己有意于效忠新朝的当天，两千里外的皇帝忽必烈在历经艰难基本平息了来自家族内部的连年战争后痛定思痛，终于力排众议，作出了一项在当时看来也许不无冒险的大胆举措：即立汉法文治为国策，大量起用汉人中的才干卓异者进入各级政府权力部门，辅助蒙古官员一同治理国家。对于宋亡后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政治之外的汉族知识阶层中的那些跃跃欲试者，这显然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由于选拔出真正的、品学俱臻上乘的人才是此事成功的关键，一位此前降元多年，深蒙宠信的名叫程钜夫的行台御史于是再次受到重用，被委以负责每年向朝廷提出推荐名单，并按图索骥将人带到皇帝跟前接受面试的重任。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政策对当时大病初愈寒热无间的国家肌体无疑起到了镇静剂与营养液的作用。一大批曾侈谈气节、精神、义理的隐士于是纷纷从山中林下走出，争先恐后加入了庞杂浩荡的候选者的队伍。至此，犹如枯
木逢春、葵花向日，架设在松雪斋与大都行辕之间的通行障碍看来已全部拆除。
生活在一个异族统治的时代里作为前朝遗民的复杂感受是很难向后人描述的，尤其是以这些人中精神表率著称的知识阶层。他们既对西风残照里的宋家陵阙满怀依恋与哀痛，同时又不甘心于自己的一身所学抱国无门，就这么烂在肚里。故国情思与现实人欲与其说形格势禁，不如说更多时候却是以一种相互纠缠、混杂、恩怨难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直到忽必烈的人才总监程钜夫访贤的车辎浩浩荡荡停在西子湖边，他们中的某些识时务者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几年来费心构筑的精神平台，在物质引诱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这方面元人杨瑀《山居新话》里的一个笑话很有典型意义：“昔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另外元初诗人陈绎某次因事到北京出差，也曾看见许多先前号称隐居林下的名士拥挤在东长安街两傍的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