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故事-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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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定自己开课教中餐烹饪的主意后，甄文达找到学校的有关负责人提出申请。由于甄文达那时还不是厨师，也从来没有教过书，最初的申请被一口回绝了。于是，甄文达向那位负责人展开了“牛皮糖攻势”，每天一放学就到办公室门口等着他，软磨硬泡了整整三个月，最后迫使对方答应试验一次，在本地的报纸上登一个小小的课程广告。如果有人来上课，就给甄文达这个机会，如果没有人来就一切作罢。结果，广告一登出来有40多个人报名，甄文达从此开始了他的烹饪教学事业。
从小到大的环境熏陶、多年积累的中餐烹饪功底、逐渐娴熟的英语交流技巧使第一次走上讲台的甄文达信心十足，课越上越好。好多加州大学的教授和教授太太们也来听课了。甄文达幽默地对他们说，我早上在大学跟你们学习，你们晚上跟我学习；早上我听你们的，晚上你们要听我的。我祝你们不仅好运，健康，而且事业成功，上帝保佑美国。此后，甄文达一边苦读、一边教授烹饪课，终于在1975年拿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食品加工硕士学位。对于美国人的学习精神，甄文达也很有感触：美国有很多大学生，拿了硕士、博士学位后再来念烹饪专业。我们中国国内也应该有这种职业的理想，大学生也应该能从事美食行业的工作。


第三部分食神外传——中餐烹饪大师甄文达（2）

大学毕业后，甄文达去加拿大工作了很长时间，帮助一个中学时代的朋友管理中餐馆，结果有机会上了当地的电视台，开设了名为《甄能煮》的电视专题栏目，通过电视向北美的广大观众教授中餐烹饪。第一次“触电”的时候甄文达比较紧张，不知道眼睛是应该看主持人还是看摄像机的红灯，感觉有点头晕目眩。后来电视台的经理在看了甄文达的烹饪演示后对他说，我们想让你做一个烹饪节目，130集，一集我给你100块钱。甄文达一算，做130集节目能挣到史无前例的13000块钱，便一口答应下来。在加州获得的教学经验此时派上了大用场。甄文达给自己的节目确定了一个富有创意的招牌性口号：“如果甄能煮，你也能”，这个口号迅速得到观众的认可与欢迎，成为一个流行的烹饪时尚品牌。在这个电视节目做到第三年的时候，电视台给甄文达的报酬已经增加到每集400块，这使以烹饪为乐的甄文达更加开心。
甄文达说，一些人认为中式烹饪很神秘，他们都会被吓倒。我想示范给他们看，中式烹饪其实可以很容易、很快捷，每一个人都能学会，而且每一个城市都有你用得着的材料。《甄能煮》专题节目的编导非常欣赏甄文达的才能与轻松幽默的风度：“作为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我总是听到人们说要有好主意才能出好节目，比如园艺节目、装修节目或者法式烹饪节目等。但我的回答是主持人最重要。有了好的主持人你可以教一些你永远没法子办的事情。马丁（甑文达的英文名）天生拥有那些你永远也没办法教的素质。他在北美和全世界都受欢迎，因为他天生就有娱乐大众的能力。他能让人们笑，让人们对他讲的话感兴趣。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也许，正是甄文达对烹饪的热爱和良好的公众交往能力造就了《甄能煮》的奇迹——这个电视专栏节目已经在75个国家播出了1900集，历时20年经久不衰。它获得过艾美奖等著名奖项，成为世界知名的电视烹饪节目。
为了便于钻研厨艺，甄文达把自己家的庭院变成了提供新鲜烹饪材料的果园和菜园。在这里，他栽了枇杷树、苹果树、梨树、柑橘，还种植了葱、芹菜、韭菜、薄荷、萝卜等。甄文达非常热爱自己的家，认为家庭生活可以给人以修道院般的安宁，一回到家，外面的烦恼和紧张全部消失了，他可以坐在家里享受潺潺的流水声和鸟鸣。甑太太是他在加州大学上学时结识的同学，一位美籍日本裔女士，俩人育有一对双胞胎。甄文达非常爱孩子，他有空就参加美国厨师工会组织的“厨师爱童会”的活动，为救济流浪儿童筹款。
在美国已经出人头地的甄文达似乎还保持着同年轻人一样的创业热情。2003年甄文达开始经营“甑能”和“亚洲感觉”这两个连锁餐厅，计划在全世界推广亚洲的美食。2004年他与张艾嘉合演电影《海南鸡饭》，以52岁的年龄开始了他的电影艺术生涯。
甄文达曾经应哈佛大学的邀请去给那里的学生们讲述自己的奋斗历程。也许，人们从他的一腔肺腑之言中能够发现他成功的秘诀，体会他乐观的处世心态：一个人，尤其是我们从中国来美国的留学生，语言不那么好，学问也不一定比人强。但我觉得来自东方的亚裔学生一定要有一种自信心，有个自我肯定。如果你自己没有自信，好多事你就不敢做。有了自信心后才有勇气，有勇气后才会有创意。在择业的时候，你要跟随你的本事、跟着你自己的灵感去做事。不是爸爸妈妈或同学说哪个行业挣钱多你就去干哪个行业。你要跟随自己的心去做一件事。如果你喜欢音乐就去读音乐，喜欢电影就去做电影。中国人有句话，行行出状元。我整天对自己说，我有这样的机会真是好开心，越做越开心。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如果人家看得起我就是看得起中国人。我希望为中国人争光，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发扬光大。如果你不欣赏我，也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情绪，我可以一样做得这么开心。我的哲学就是：如果我每天能让一个人微笑，令一个人开心，那对我自己来说这天就是很有意义的一天。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1）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位于多瑙河上游的终点，由此开始，河面渐渐展宽，河道愈见弯曲，水流也趋于平稳。蓝色的多瑙河静静地穿流在维也纳市区，像一条蜿蜒曲折的飘带，映衬着两岸绮丽的风光。优美的维也纳森林伸展在市郊，郁郁葱葱，终年绿荫蔽日。这个素有“多瑙河之神”和“世界音乐名城”的浪漫城市，吸引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目光，令许多人的留连忘返。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在这优雅、浪漫的背后，曾经有过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多少段普通人经历的艰辛旅程。
在维也纳不大的华人圈中，马海滨是个名人。他的一场官司，同时卷入了奥地利的司法和警察两个部门，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反响。而马海滨本人，也在这场风波里苦苦挣扎了十年。十年前，他有着上千万先令的身价，可如今却住在维也纳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库房里，靠朝不保夕的借济度日。
一
马海滨，祖籍云南昆明，1959年生人。出身干部家庭的他，在出国前当过兵，做过导游。1986年，马海滨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的司机，开始了在维也纳的生活。27岁的他是令人羡慕的。同年底，马海滨和一位名叫文芳的歌唱演员相遇，而命运之手也即将把现有的一切颠覆。
一次联合国的联谊活动中，大使夫人邀请当时在维也纳学声乐的文芳等前去演出。活动完毕，马海滨被安排驾车送她们回家。就这样，他们彼此相识。马海滨了解到她比自己大四岁，已成家，有丈夫。但是，在以后的交往中，单身的马海滨从文芳那里得到了最需要的温暖。他们很快便相爱，结婚。
此时，马海滨已经通过倒卖烟酒和中国工艺品，积累了一笔资金。于是，1989年，两人共同成立了一家专门经销台布的公司，名叫三星。马海滨说，他的投资占公司股份的75％。在当时的欧洲，台布生意还是一个新市场，公司的货源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成本低，收益高。三星公司不仅批发零售，而且频繁参加欧洲各地的博览会，利润像潮水一样涌来。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单先生，1991年到格拉兹去”，马海滨回忆道：“他看见我跟文芳在格拉兹博览会上卖台布。回去以后，他就跟别人讲，他们在里面跟发报纸一样，就这样来形容。”他说，当年生意红火的程度真是难以想象，“每天晚上文芳一点钱，都一大摞，好几万先令。”
梦想的膨胀促使马海滨更加拼命地奔波于欧洲的各大博览会，文芳则负责打理公司内部的营运，其中自然包括了理财。对于这一点，马海滨起初并不介意，而随着时间的积累，两人之间出现了夫妻店最常见的问题：意见不合，摩擦也越来越多。
马海滨说，自己不会去计较生活中的买多少钱的衣服这种小问题，哪怕花上几千个先令也不会在意，但是对于生意上的投资和公司的进货问题，他干涉的很多。特别是在国内业务的往来上，在零点几个美金上，都抠得很紧。但是妻子和他正相反，总是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大事上却马马忽忽。再加上马海滨文化程度没有大学毕业的妻子高，高中没毕业就去当兵了，妻子总是觉得他是个大老粗，不懂得经营。马海滨慢慢觉得，他们之间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地方，妻子总是事事以自己为中心，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就这样，双方的争吵也逐渐多了起来。吵得最凶的时候，马海滨曾气得抄起杯子，把自己18K金的名牌手表一下子砸坏。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2）

长期的争吵，使得马海滨和文芳变得貌合神离。1993年这场名存实亡的婚姻终于触礁，一次回中国谈生意的偶然机会，马海滨和前女友旧情复燃。同年发生了两件事情，马海滨的前女友为他生下一女，而文芳则在怀孕后不甚流产，这两件事情正式宣告了两人婚姻的死刑。1994年2月1日，两人终于决定离婚，但谁知，在法院办离婚的当天，文芳却出尔反尔。
当天，他们心平气和地说好，一同去法院办理离婚手续。两人一起从公司出来，到了当地十五区法院。马海滨交了1000先令的费用，随后便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可文芳不但没签字，反而掉头跑回了公司办公室。气愤之余，她将电脑、电话机、打印纸等办公用品全都摔在了地上，随后便报警说，马海滨威胁她，逼她离婚，否则就杀了她。在此之前，他们吵架，她也曾报过警，马海滨被警察抓走关几个小时之后，就被放了出来。
可这次，她将丈夫告上了维也纳法庭，声称马海滨长期施以暴力威胁，也曾以恐吓手段导致自己流产。法庭判决马海滨半年不能回家，如要探望必须有第三者在场，警方一旦再度接到报警，将立即逮捕马海滨。两个月后，马海滨再也无法忍受无家可归的日子，决定回国探望女儿，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决定给他带来的却是十年的灾难。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3）

1994年4月，马海滨准备暂时离开维也纳，回国探亲之时，他的留奥签证正好即将到期，需要续签。出于夫妻的信任，他委托文芳关注维也纳的签证进度，他打电话跟文芳说，如果我的签证下来了，你马上通知我，随后他便回到了中国。
可回国之后，左等右等，都没有签证的一点消息，文芳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来，马海滨觉得事有蹊跷，就开始不停往维也纳打电话询问情况。在国内的近两年时间，光是长途电话费就花了十几万人民币。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了合法进入奥地利的机会。
1995年底，马海滨终于打听到自己在奥地利的户口已经被注销，马海滨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重新托人申请签证，然而尽管他详细写尽了各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