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民国史之戏说张作霖-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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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方的态度相比，南方就激进了不少倍，原因之一大概是英国人策划了针对广州政府的如此天大阴谋是不可能保密的这么久的，特别是在军事形势已经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国民党及其他的盟友劳动党发动了针对英国人的大规模抵抗运动，一时之间，英国的船只片帆不能入广东。不仅如此，他们还发动了将英国人推入几乎毁灭境地的省港大罢工月16日，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首先罢工，接着其他行业的工人也纷纷响应，罢工人数达25万人。工人声明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五卅”惨案提出的17项条件。
与此同时，针对英帝国主义在香港执行的歧视华人政策提出了“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六项要求。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五四时期旅大地区的影响，超过10万的工人在苏兆征等人的率领下回到广州，对英国人进行了非暴力抵抗运动月20日，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偕同广州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共10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时，愚蠢的英国人再次制造了惨案。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街时，和英**队发生冲突，造成了死亡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的“沙基惨案”。
英国人的行为把整个中国推向了愤怒的境地，21日，经济同盟通过经济提案，停止向英国的一切进口。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西部省份都在民间压力下宣布收回英国控制的盐税权。英国控制的沿海海关多出发生了爆炸事件，不久以后，铁血社宣布对此事负责。与此同时，正在准备西征陈炯明的督府军在俄国人的策划下，准备首先给英国人点颜色看看，解除西征的后顾之忧日，广州政府命令督府军开进广州的英国租界并宣布收回。
与此同时，我还与日本密商，并放出风声，准备组成东方联盟，打击英国人在东方的势力。风声一传出，美国人就坐不住了，他可不想因为英国佬的事使得同盟和日本之间建立非同寻常的关系。据说，当美国公使连夜和英国公使协商时，那个可怜的闲散惯了的英国公使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日，在民众的压力和全国的形势所迫下，英国人最亲密的盟友吴佩孚也发表了反对英国人的通电，因为吴也感觉到了同盟日本接近带给他的巨大危机，这个时候，扣上一个国贼的帽子，很可能把他推向毁灭。
日，南方政府军开始反攻，在两广，先前调到梧州的李宗仁第4师和广州的部队采取钳形攻势，调集了4个师向拼凑的只有不到三万人的陈军发动进攻。在湖南，贺龙和陈赓同时向常德、益阳一线发动进攻，意图一举割断北部和西部叛军的联系。陈赵军精锐已经大部损失，失败主义情绪在部队中蔓延，又得不到各界的支持。因此，他们的6万大军徒有其表、不堪一击，一经接触，就全面溃败，其速度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很多有良知的士兵纷纷脱离前线，或者干脆阵前反戈。
法国人看情势不对，在广州政府保证不损害法国利益的条件后，迅速的关闭了对陈炯明的补给通道月4日，陈炯明在雷州宣布投降，在此前后，湖南叛军在失败已经成定局的情况下，纷纷出现投诚现象，而那些曾经的土匪们又逃入了他们在湘西的老巢，赵恒剔带着不足三千人的残兵败将逃入湖北日，为了避免同湖南的冲突，并保证自己的战略环境，吴佩孚在获得了湖南在将来的直皖冲突中的中立保证后，将赵恒剔遣返湖南，自此，南方的平判战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当然，他们也付出了重大的损失。
日，英国人在遭受了惨重损失，并且已经没有希望扳回的情况下，表示愿意同中国方面联合调查时间起因，并表示同意同中国就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谈判。作为友好表示，第二日，根据经济同盟的决定，恢复了对英国商品的进口。而此时的日本，更是绝的不得了，他为了避免联合调查这种带有对自己羞辱性的行动，在13日就公布了对事件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企业管理人员的妄为导致了这场误会。”日资企业宣布解聘了这些人员，交由日本领事进行司法解决，与此同时，他们还向北京发出邀请，希望派人观察，以示公正。
至于工人的待遇问题，日资企业表示，15日的冲突是场误会，当时企业确有困难，不过现在“这些困难都以解决。”此前工人的待遇将会得到保证。在日本方面做出让步后，上海的工商界在遭受了惨重损失后，有了下台的台阶，14日，他们宣布停止罢市。事后，经济界人士总结说，上海的抵抗行为远没有同盟合理，上海的罢市一罢就全不工作了。而同盟则不同。只有日资企业罢工，或者有勾结行为的企业才会面临罢工的威胁。因此，同盟的企业界都十分支持罢工，可说甚至比工人还要积极，因为工人的斗争为他们踢走了竞争对手。
反观上海，无节制、无选择的罢工行为，虽然打击了对手，但是却使得自己的工商业也受到了损害，使自己的长久抵抗力受到削弱。在南方，只有于同盟经济关系密切的江苏的很多地区采取了同盟的斗争方式，事实证明，不论是同盟还是这些南方地区，罢工都没有影响他们的企业收益，反而由于市场的突然扩大，他们迎来了突然的收益高峰。五卅运动中的经济斗争不但为中国争回权益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相反他的许多新的经济发明才是更有影响力的。英国人很快发现，他们控制的海关根本不能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因为中国人发明了很多非关税壁垒。
第一百零三章 安得猛士
五卅风潮是一个比五四风潮还要大的多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据估计在其**时期，有一亿左右的人口参与其中。在运动中，很多学生有组织的下乡，他们像普通的农民和各种乡村职业者宣传“事实的真相”，叙述了“英人的野蛮”，呼吁“弃用西货、改用国货”。学生的这种运动的经济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中国的商品经过多年的发展本来就已经和进口商品没什么大的分别，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过进口商品，这种文化运动显然有助于人们树立对国货的偏好。
正因为如此，各种工商业组织都捐款支持这种运动，使得这种“下乡运动”并没有因为整个运动的停止而终结。据后世的文化史专家的评述，西方文明在普通中国人的印象从文明转向野蛮的最初转折点就是这场运动。但是，从后世的解密资料看，英国人好像愿望的不得了，因为一句话，他们被日本人耍了。事件最初的起因是日本人不满于和中国工会达成的现有协议，他们企图制造事端，但是日本人鉴于中国的反日情绪又不敢明火执仗，于是可怜的英国人就被日本人拉上了战车。
策划此次事件的幕后主使就是徐州战争期间表现出色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冈村宁次，他向英国人危言耸听的宣称中国的工会不但威胁了日本人的利益，也威胁到了英国的利益，而事实上，英国人的竞争力确实和日本人有些相似。于是，日本人开始防火，而英国人则在一旁明火执仗的吹风。当然，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日本人一看情势不对就马上后退，而英国人则向唐吉诃德似的为了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面子问题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南方的内战在民国党的有意引导下并没有走向全国的战乱，由于吴佩孚的审时度势，同盟和他的军事合作也并没有中止，唯一的变化或许是，由于日本的“良好表现”，同盟和日本的关系似乎改善了不少，政治上甚至有媒体称为“蜜月”关系。在美国人的斡旋下，中外双方很快在7月底达成了协议，由中、美、英、日、法五国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暴力事件的起因。
与此同时，鉴于俄国人在1925年初的中俄条约中宣布放弃了在整个中国范围内的领事裁判权，在我和北京外交部的努力下，中外各方同意就修改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谈判，自此，闹得满城风雨的五卅惨案也总算有了一个体面的总结。由于大部分国人对此满意，为了避免孤立的局面，在劳联…产联在7月底宣布停止罢工威胁后，八月初**也宣布工联停止针对外国的罢工威胁。
在1925年看来，日本是所有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似乎实现了币原外交的目的，日本人在中国的形象得到了改变。由于日本人的狡猾，英国人的市场份额很多被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的日本获得，因此五卅中，日本的对华出口反而有所增加，这一点成了币原外交有益于日本利益的最有力的证据。与此同时，由于同盟与日本关系的突然改善，日本人的能源、粮食安全似乎也获得了更大的保障。
而英国人则在一场莫名其妙的斗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据估计，在6月中旬到七月中旬，英国人的损失超过5亿人民币，这个数额足够英国人建造20艘的战列舰了。据英国首相的回忆录声称，他对远东帝国当局的愚蠢行为感到羞辱，对日本人的狡诈简直是咬牙切齿。针对运动后的东方局势，英国人终于在八月开始采取补救措施，一方面利用事件的后续处理过程，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改善自己在中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又继续对广州政府采取敌视政策。
南方的内战也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局势，如果说以前由于南方政府内部的隐患的存在，他还不能全力对外的话，那么内战后，他们由于在革命基础上的重新统一，这种全力对外的局面就出现了。随着南方与日本的逐渐接近，直系的背侧受到严重威胁，如此局面下，直系同同盟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大概就是吴佩孚竭力敦促英国人改善与中国特别是同盟的关系的原因。不过在我看来，至少在短期内，这种威胁还不会成为现实。
内战的损失往往比外战还要大，这话一点也不假。两广的军队在内战中遭受惨重，由战前的八个师近十万人变成了七个师不足七万五千人，更重要的是多年积蓄的财力和囤积的军火都在这场内战中消耗或被陈炯明的大火焚毁。在湖南，几个月的鏖战使得素来人烟稠密的湘江沿岸地区的无数村庄化为焦土，湘西土匪在几乎整个湖南境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当然，这种影响对同盟未必就是坏事，因为湖南来北方的首批大规模移民就是这次内战的产物。
内战消灭了南方的军阀，当却使得革命的力量急剧增长，特别是在湖南，为了对抗赵恒剔而组建的军队占到了新军队的三分之二。但是，这种倾向造成了国民党内某些人士的担心。随着内战的结束，谭延恺以不堪重负、缩减军费为借口，开始重新整编军队。军队由战时的六个师缩减到四个师，新军四个师被缩编为两个师，贺龙、陈赓为师长。谭延恺还以剿灭土匪为借口，把这些军队调离长沙中心地区，前往常德、邵阳一带的剿匪前线。
月份，内战结束后的南方在广州召开了立宪都督府会议，有孙中山的遗嘱为护身符汪精卫顺利的继任为正式的都督，由于国民党主流派和劳动党的要求，汪精卫决定亲自调查廖仲恺、邓铿被刺事件的真相。到了9月份，事情很快真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