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民国史之戏说张作霖-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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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倘若仔细回味就会发现，这些银行的规模普遍很大。交通、中国、通商三大银行为传统大行，由于北京政府金费短缺，两大银行中的官股倍不断出售，去年10月份，中国银行的大股东已经换成了宋子文CSC了，而交通银行的股份则更为分散，但是他的大股东是南通张謇。新民银行为新设立的银行，人们只知道这家银行资本雄厚，他的资本金为5000万人民币，而且80％以上的股份由一金姓神秘人物掌控，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这家银行乃是爱新觉罗家族开的，也只有前清前皇室才有如此的财力，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
三晋汇业银行乃是孔祥熙联合已经大大没落的晋商联合成立的银行，资本金为3500万元人民币。而四明银行的东家就是虞洽卿。这三大银行在此次危机以前还不胜有名，但是都在这此危机中成为了几乎可以和中、交两大行并肩的三大银行，被很多人称之为暴发户。要说起来，他们发家的原因却是很偶然的，四明银行本为一中型的银行，但是由于虞洽卿和东北关系良好，就被各界认为是可以信赖的银行，由此迅速扩张。三晋的历史一年都不到，他发家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孔跟我有亲戚关系。而新民银行当危机发生时刚刚设立并获得了人民银行的贴现权，只是他的时间太敏感，人们一厢情愿的认为该行与人民银行有特殊关系，实际上只是凑巧而已。
此次危机后，中国的银行业格局基本奠定，人民币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大大的加强了东北的经济地位。实际上在这次危机中人民银行和十四大银行作了什么呢？人们仔细研究后会发现，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做。人民银行只是说，我将给他们贷款，而十三大银行则说，我可以从人民银行贷款，于是民众就相信了他们的安全性，他们的资产迅速增长，而实际上人民银行在此次危机中投放的贷款是微不足道的，那些大银行实际上也基本没有像人民银行申请贷款，可以说对于这些来说，他么能够生存只是因为人们相信人民银行会保证他的币值并向这些银行贷款而已。而当人们相信时，一切就已经足够了。
而证券交易所在此次危机中也损失惨重，整个中国一时只剩下了三家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长春物品交易所三家了，其余各地的交易所无一例外的倒闭了，自此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彻底确定。而同盟的商人也开始明白我为什么比批准在同盟设立证券交易所了，以前的反对声现在终于消失了。为了我的先见之明我还高兴了好几天，我的夫人们都在奇怪我为什么那么高兴，哈哈，不足为他人道哉！
宋子文、孔祥熙、张謇都察觉到了危机中的商机，他们乘着股价猛跌，迅速介入证券市场，不但加强了他们在各自公司中的地位，还借助于危机实现了低成本的资本扩张，以他们位代表的大资本的介入有效的遏制了证券市场的下跌，再加上银行系统的日见稳定，到1922年1月份，证券市场的跌势终于遏制。交易所为了保证上市证券的质量，开始严格规范上市主体的行为，各种法律的、经济的中介服务机构也借此机会开始出现，银行开始热衷于那些长达数页甚至数十页的会计报表，经济刊物中对企业得分析往往最受人们关注。
到1月下旬，新的证券经过各方的严格分析后开始上市，而此次山东铁路公司的股票上市借助于人们的爱国热情被国内各界普遍看好，事实上，当人们看好时，他不好也得好了，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机制。而能够稳步推动上海金融市场发展的不仅仅由山东铁路公司的股票案，更在于过去一年多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巨大变化。
倘若人们能够在此时的中国各省进行一次调查，你就会发现这一年中国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各地政府的变化。在1921年，各省形形色色的改革席卷全国，即使是最蹩脚的地方当政者也开始打出改革的旗号。这部分的是由于同盟良好的榜样，部分的是由于肆意的扩张再也不可行，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领地内部，部分的是由于在某些地区民国党或国民党的力量得到了有力的加强。
在关内，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西南各省年，四川民国党首领张澜在同盟的支持下再次当选四川省长。在我的指示和干涉下，张澜代表四川议会和四川督军刘存厚签署协议，刘存厚承认四川议会治理四川，四川议会和政府同意供给刘所部川军的军饷、武器，并向刘本人提供一笔可观的年约100万的“年薪”“国防费”。
此后，张澜在四川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仿照同盟建立了省、县两级行政体系，在县以下推行自治；经济上，他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废除各地关卡和各种不合理的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建立厘关制度，建立了刘存厚控制区内的统一市场，由于该去此时没有通商口岸，因此在高额的厘税下，外地商品更主要的是国外商品开始迅速减少，因此，一年多以来，四川的工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原本的手工业进一步繁荣，机器工业开始不断涌现。文化上，他建立四川大学，并通过各种手段促进四川的教育发展，在对外关系上，他一方面通过自己的个人威望调节西南联盟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利用四川在西南优越的经济地位，先后与刘成勋、熊克武于1921年1月和12月签订了厘税同盟协定，使四川取得了在西南的经济主导地位。
熊克武治康更是应该彪斌青史，四川大量的人口流入西康，江东江西的河谷沃野中都出现了这些人的身影，更重要的是开始有人口流入西康的江南地区，这里原本居住者镫人、门巴人、珞巴人，汉族移民在这些肥沃的高原江南地区迅速开辟了一个个村屯，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为了自卫往往都装备武器，他们的存在更是有力的包围了边疆。在他的之下，康藏的秩序迅速的恢复，与西藏的贸易促使了康东邛莱山一带茶叶业的迅速复苏。康东南盐边县渡口发现的特大型铁矿熊克武也兴奋不已。
而在西藏，新的体制迅速确立，妨碍商贸的关卡被迅速的关闭，传统的茶马古道开始恢复，西康、四川的商品开始源源不断的进入西藏，而与英国的谈判则由于英国人不放弃对北京的努力而迟迟没有开始。这样一来，西藏和印度的交通基本中断。张荫棠一直在各地奔走，使劲他的全力修补出现裂痕的汉藏关系，与此同时他最关心的却是教育，他把不多的金费投入到西藏的教育之中，西藏有头有脸的人家的孩童都被他要求进入拉萨和日喀则学堂就读，这样的学堂使用汉藏双语教学，优秀的学生根据合同盟的协议将会进入同盟的各所公立大学学习。
刘伯承推行藏军的改革，他所辖制两个代本一千人的藏军进驻曲水和江孜。根据同西藏僧俗各界贵族达成的协议和大公会所公议，督军辖藏军以及归属司伦署管辖的西藏驻军看守运输线的西藏三十九族余部和达木八旗以及直辖藏军及其家属脱离农奴籍，成为自由民，由此产生了总人数在12000人以上的西藏军属自由民阶层。与此同时，西藏司伦署回合大公会所还未西藏驻军当雄、拉萨、曲水、江孜、帕里一线划出若干军屯区供驻军军屯之需。由此，内地驻军开始在西藏建立军屯农场，驻军的给养开始得到有效的保障。
在贵州王文华进行了更彻底的改革（感谢新来得小弟）；贵州面积达万平方公里；但是适合作为耕地的坝子地和丘陵地的面积只占到面积的3％和10％；虽然开发较晚，因此存在着人均占有耕地较少的问题。为此；王文华另辟蹊径；他一方面仿照东北一方面在政治上在省政府和地方治理上都进行了改革，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开始首次推行严格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一是严格限制外来的农业人口流入；而是利用贵州87％的山地大力发展林牧业。贵州存在大面积的森林和宜牧草山草坡；有着发展林牧的条件。为了获得建设现代工商业社会已经发展军备的资金；王文华政府大力鼓励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有着传统的林业、烤烟、油菜受到大力的鼓励。在工商业方面，王文华通过统一市场、整顿税制，不但充实了财政，也为贵州这个老少边穷的省份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木材加工业、烟草业、炸油业、酿酒业得到大力的支持。当然，在落后的地区，政府的作用往往十分明显。王文华政府在贵阳兴办了水电事业，使贵阳这个城市有了现代城市的气象。贵西北的煤炭得到了开发，已经隐然成为西南最大的煤炭基地；铝矿资源得到了发现，新的炼铝企业已经基本筹建完成，正在等待时机到上海金融市场上市。
而在云南，随着进步的各方势力开始公开禁烟，烟草业的发展成了各方不约而同的选择年12月，全省五个镇守使区联合成立了云南联合烟草公司，该公司已经成为国内第三大烟草公司，仅次于美商的英美烟草和国内的南洋兄弟烟草。与此同时，东川的铜矿、个旧的锡矿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由于有效的政府的建立、法律的实行、税制的改革，云南各地的工商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其中最财大气粗的省督军顾品先甚至还带头集股动员云南各界兴办了云南自己的铁路（东）川昆（明）铁路，这条铁路虽然不长，但是事实证明这对于云南的社会发展显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第六十二章 关内变化
西南崛起的新贵无疑是刘湘，他所处的东川道乃是西南向东的门户，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商埠，当然税收也是最丰富的了，因此刘湘是西南资金来源最丰富的两个人之一，这两个人就是刘湘和刘存厚。刘湘由于地处富地，因而他改革的**就不太强烈，但是，为了站稳脚跟，他对军事工业还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西南唯一的兵工厂——四川兵工厂在成都。在1921年，经过紧张的筹备，在东北的帮助下，一个小型的弹药工厂在重庆成立。
当然，谁都知道，要建立强大的军工体系就必须要有钢铁，但是自从1920年北京战争以来，由于没有了强有力的中央约束后，各地厘金率开始毫无节制的增长起来，因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总不会缺，但是总有军阀的胃口是填不满的，一旦有人开头，如果别人不跟进，或者不应对的话，那么只有自己倒霉。随着厘金率的增加，进口钢铁的价格急剧的上涨起来，已经比一年前上涨了一倍以上。
虽然外国列强对此强烈不满，但是，作为全国各地的普遍行为，抗议是可以的，但是抗议却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一个当权者产生世纪的作用。尽管厘金的上涨对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产生了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进口商品也必须缴纳厘金，因此，离海岸线越远，往往受到的实际关税保护就越大，比如在四川，进口商品量已经大大的减少了，这在西部省份当中是普遍的现象。
这种对外国商品征厘的现象出现于同盟，发展于湖南，到1922年初已经席卷全国了。同盟征厘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