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迷抗日记-第1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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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抗五军的“损招”虽然恼火，但没有办法。说起来，大庆一带已经没什么战斗了，抗五军已经撤回了，但油田是很难再开发了。铁路不能恢复的话，设备都运不进去。鬼子不光没开发成油田，连花高价买下的中东铁路都用不起来了！这让关东军气得暴跳如雷，扬言要报复。5
第二百零七章 《新生周刊》事件
4 关东军对抗五军已经很熟悉了，想报复抗五军打大庆油田而去打热河，肯定是日军的下策。在热河那儿已经与抗五军打了两次了，没什么收获，牺牲还不小。而且他们的飞机侦察表明，热河的抗五军已经做好了日军进攻的准备。确实，抗五军预计日军要对抗五军报复，让部队和民兵都作好了准备。这些时间以来，热河一些村庄的地雷、地道的，还有山上的密营，都已经建设得不错了。
当然，日军愿意付代价的话，多派部队进攻，占领几个热河城市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果有关内不断支持抗五军，日军要保持占领这些城市的代价太大了。
而且，光关东军要抽这么多部队，那么东北的抗日武装又要袭击一些地方，他们的损失会很大的。
日军虽然很气愤，但他们并不是会冲动的傻瓜，在评估了进攻热河可能付出的代价后，他们没有行动。对急进派来说，打热河就不干脆如打华北！
但是，打华北是要一些借口和准备的。而且他们的军事上也要准备，还希望国内的政府也能支持。打华北，可是有可能引起大华全国的抗日，日喷各方还是有些不同看法的。
五月三日，两个靠帮日喷写文章的汉奸，天津”振报的主笔白逾桓及”国权报的主笔胡恩溥在日本租界被暗杀。这不是抗五军敢死队干的，而是日军特务土肥原策划的。动手的是北平的几个热血青年、大学生，他们也想抗日，想比敢死队更出名，而且觉得共济会的政策太保守了，应该不停地杀杀杀！不停地战斗！结果有人找了他们，为他们提供武器，还给他们情报，让他们去杀死汉奸。于是，两个住在租界、无足轻重的汉奸就被学生哥轻松打死了。
而日军马上抓住这件事，在华北闹了起来。不外是抗议、威胁政府，要肃清华北的抗日力量，否则他们就要自己动手了。
过了几天，军国主义分子又从杜重远先生办的刊物《新生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了一点茬。
五月四日出版的《新生周刊》上，登了一篇文章，《闲话皇帝》。这本来是一篇中立的文章，它从自有“皇帝”起说起，从中国皇帝说起，说到外国皇帝；最后说到日本天皇，说天皇空有其名而无实权，如果当个生物学家（听说这个天皇喜欢生物学？）的话说不定能搞出点成绩。
这些话要放在另一时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说他是个人而不是神、说他没什么实权，基本都是大实话。但这个时候可不得了！日喷国内已经把天皇神化了，天皇要国民干什么，国民就必须干什么！怎么能把天皇说成是人而不是神呢？
另外是这个时候也有点巧合，日喷的急进派正想进一步扩大在东北和我国的侵略了，没事都要搞点事出来。这篇文章又是一个让他们闹事的好借口。
于是，他们借这两件事大闹起来，什么抗议啊、游行的，闹得很起劲。他们的外交部门也提出强烈抗议，一些军国主义分子更是扬言要发动战争。这是不是说明这篇文章说出了事实，点到了他们的痛处？
日喷急进派在自己国内做了一些舆论准备，压倒了缓进派，在军事上也装模作样地作了一些准备工作，把在大庆时拳头打到棉花上的部队调到了辽宁。
到五月二十九日，准备工作差不多了，天津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参谋长酒井隆、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要求，谓天津两报社长胡恩溥、白逾桓之被暗杀，与大华政府有关，系排外举动，要求（一）撤换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换天津巿长张廷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三）撤退驻北平之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治训练处长，蓝衣社及驻扎河北之中央军及于部，河北各级党部，（四）采取行动清理共济会等抗日团体。如果以上要求不能满足，日军将采取“自卫”行动。
宪兵第三团在北平、天津驻守，里面的一些年轻军人还是不怕东洋人的，以前看到东洋浪人闹事，就上去打了浪人。这样与东洋浪人结了仇，后来又打了几架，到底是宪兵人多，把浪人狠揍了几顿。这也是他们维护社会治安的本职工作嘛。但这事让东洋人记恨在心，现在要赶他们走。
撤离宪兵三团的事，得到了蒋中才的同意，后来宪兵三团调回去改为了蒋中才的警卫团。
其实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此非常紧张，在天津命令要快点破了胡、白的案件，抓住凶手。酒井隆真是个非常狂妄的人，六月二日又向何应钦提出国民党、共济会、蓝衣社、宪兵队均须逐出华北，最后蒋中正必须离职。
这何应钦对日军的态度实在是软弱，他马上为酒井隆的要求作了反应，让宪兵团作出撤离的准备。不过他也耍了点花招，说没有什么蓝衣社，也不知道北方有没有共济会。确实，共济会又不是什么挂牌的组织，他何应钦是管不到的；蓝衣社是人们对“复兴社”的口头说法，确实没有这个社。
在上海，东洋人发现了《闲话皇帝》，并开始提抗议后，中央政府立即下令查封《新生周刊》，还要抓作者。别人知道作者只有一个笔名，真人只有刊物编辑等少数人知道，杜重远让作者躲了起来，自己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日军说文章是对天皇大不敬，中央政府就说作者是“藐视友邦”，日军说文章是对他们的挑衅，中央政府就说作者是“破坏邦交”。而且政府很快就将杜重远起诉到法院。这可是我国目前“最友好”的“友邦”了，正侵占了我国的领土，在用刺刀“帮助”我国人民享受“东亚共荣”的“友邦”！5
第二百零八章 河北突变
4 日军利用白、胡两个汉奸被刺杀事件以及《新生周刊》事件，大闹起来，并对何应钦施压。何应钦与中央商量后，又作出了一些“积极回应”：将蒋孝先、曾扩情免职；撤换于学忠及天津巿长张廷谔；以王克敏代张廷谔为天津巿长，任命商震为天津警备司令。
何应钦对共济会抗五军非常痛恨！本来中央政府与日军已经相安无事了，你抗五军怎么又去打人家的油田？这油田让日军去偷一点油，又有什么关系？只要等日军与罗苏打起来了，不就什么事都好办了？现在害得自己受日军的气！真应该让徐辉这小子来收拾这个摊子！让你这小子去捅马蜂窝！让你们共济会的杜重远去发表什么狗屁皇帝文章！可恼的是，据说这个罪魁祸首徐辉，现在还在上海左拥右抱，在温柔乡里风流快活！
不过东洋好战分子对何应钦和中央政府的“积极回应”并不领情，他们还是要继续搞事。
五月三十一日，几个关东军特务机关官员大月桂等四人到察哈尔的张北，二十九军卫兵循例要他们出示护照，虽然这几个鬼子有护照，但他们就是不给检查，卫兵拦阻，排长将他们引至军法处候讯，后来在请示宋哲元后，还是把他们给放了。
没想到，他们本来就是来找茬的，所以就是你们放了他们，他们还是要闹事的。他们以华军非法扣押他们合法的、有护照的东洋人为由，又是一通二十九军破坏和平、日军要报复之类的宣传、抗议。他们要求惩办有关责任人，惩办排日分子等等。这事后来被操作为“张北事件”。
这一连串事件似乎表明，日军确实是要搞事了，而且不惜发动战争，这可把现在华北的总负责人何应钦吓得不轻。可实际上，这还只是日军中一些军国主义激进分子在搞事件。关东军都没有作好充分的进攻的准备，而在他们的政界，缓进派怀疑关东军这次会不会还像以前行动一样，得不偿失。
但酒井隆胆子大，六月十日，他拉了北平领事馆武官高桥坦一起去找何应钦，就高桥是代表关东军的，他代表天津日军梅津美治郎司令，要何马上在他们之前提出的条款上签字，否则日军就要动手了。这高桥怎么能代表关东军呢？而这时，缓进派掌控权力的日喷政府知道关东军等又要搞事，而军事经济又没有作好准备，所以发了命令不许他们入关呢。
这条款是很苛刻的，就是要中央的军队、政府、抗日团体，全部从河北撤走！
这不就是日军的目标：让河北变成一个“中立的缓冲地区”，让河北的“民众”在日军的“指导”下，“自治反赤”。
何应钦不敢承担“破坏和平”的结果，也不想让在华北的中央军与日军打起来。但他又不敢在鬼子提出的条款上签字，在酒井隆的追逼下，何应钦这家伙经与南京商量，决定不签字，但按日军的要求做，命令中央军以及国军序列下的东北军，与国大党机关、复兴社，全部撤离北平、天津、河北，等于是执行了日军提出的条款。
从后面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做法看，这事无疑有把共济会放到火上烤，或者说有借日军的刀来杀抗五军的嫌疑。
同时，中央政府因为“张北事件”而宣布把“责任人”宋哲元撤去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任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因为这个撤职决定中没有撤去宋的二十九军军长之职（中央作这样的决定也没有实际效果的），而且接替他的是其副手秦德纯，还算是代理主席，所以确实有走过场的意思，但毕竟是向日军低了头。
日军方面看到这个结果，就说是何应钦同意了他们的协定，并把这个条款叫做“梅何协定”。但后来中央政府却不承认有这么个“梅何协定”，因为何应钦没有签过名。
东北军的一些将领对撤离河北是有意见的，特别是一些中、低级军官；但蒋中才不知道是怎么做了张学亮的工作的，少帅给于学忠、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发了命令，让他们执行中央的安排。
鬼子一看，这可是个大便宜，华北就这样可以变成日军的地盘了？但关东军又被命令不让入关，也没做好入关的准备；天津等地的日军驻屯军人数又少得很。于是，他们赶紧先搞一些流氓起来，把政府给占了再说。
他们扶植了汉奸白坚武（前吴佩孚之政务处长），自称“正义自治军总司令”，声称要组织“华北国”。
白坚武应该属于政客，年轻时也接受过很多进步思想，但这个时候已经只剩下野心了。他认为蒋中才是南方人，蒋的政府偏心于南方，而故意放弃东北和北方。所以，他要带领北方人来立国，只要他能当这个北方地区的政府首脑，就算与日军合作也在所不辞。
而且他觉得现在的形势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中央又一次抛弃了北方，权力出现真空，而日军居然同意支持他成立“华北国”，这可是他登上政治舞台的大好时机！
可是，他们忘了，共济会是不怕日军的。这次，驻扎在密云、滦河一带的、属于抗五军的“东北军三十六师”也接到了从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