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迷抗日记-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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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五章 羽绒服
4 财迷觉得与杜重远等人在一起,是很让人高兴的事。杜先生不光会经营企业,而且还保持了浓浓的书生气。他与朋友邹韬奋等人一起,办了个《生活》周刊,上面多是一些漏*点的文章,也有一些赞扬抗五军抗日的文章,以及批评政府工作的文章。
又是这么著名企业家,又这么有漏*点搞文学等事情,让人觉得很难想像。与这样的人在一起,总有一股催人向上的漏*点。不过他们说与光之老弟在一起时,他们有种要向贤弟学习为国为民干实事,要有向上直追的感觉。看来,人是互相影响的。
与黄宏林、屈国良、李明他们相见,感觉也不错。共济会已经发展成这个样了,他们还是一付忙得脚跟打后脑勺的样子。黄宏林把家从武汉搬到上海来了,屈国良也成了家。他们的感染力挺强,把一个热血青年的李明,也变得又热血、又有点江湖义气的样子。而黄宏林和屈国良自己,则多了一点学生味,特别是屈国良。这也说明了,在一起的人总是互相有影响的。
财迷长期在北平指挥抗战,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业,一般的事都不用他管了,除了有时一些很大事情的决策。财迷在上海比以前创业时要空闲一点,除了搞一下装备的设计外,还可以与家人朋友聊一下,甚至乔装后,到上海市区逛一下。自从财迷在山东又一次被袭击后,对他的保卫工作可是很注意的。如果不乔装,就要前呼后拥的,没法上街了。
在上海,表面上一点看不出正在进行战争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上海民众对战争已经相当适应了,南北两地的战斗离自己比较远,而去年战争的创伤愈合得挺快,才不到两年时间,市面上完全看不到战争的痕迹了。于是,文艺活动也多,晚上跳舞照常,交际花们依然如故,商业也仍旧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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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共济会的工业、农业、商业,都发展得很好,工业主要在马鞍山和芜湖发展,而农场和股份制农村合作社,则在江、浙、皖、鲁,发展较快,河南、河北、湖北等,也有发展。有些农场等,不过是共济会组织了一下,让土匪不敢再去,另外对贫困的地方,提供了一些种子、农具、家禽等,而已。这些农场有个一年半载的,马上就不一样了。我国的农民,真能吃苦耐劳!只要生活有盼头,一样的劳动给一样的分配,税收合理,他们就肯干得很。而且学习文化什么的,也有兴趣。
有不少战斗中致残截肢的军官,特别原来是学生兵的,经培训后,担任了农场的领导。这样让他们干事,比在荣军院养着他们好,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也容易解决家属的问题。他们的工资是共济会给的,不许拿农场的一分钱,他们照样干得起劲。只不过把农场搞得有点军事化的味道。
共济会的农场,一般都给发了一个收音机,于是,大家晚上或者农闲时,就会到农场部听一下“戏文”,学一下抗五军的歌,也听一下新闻。这些事情,不光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意识,还让大家有个文娱活动,丰富精神生活。
农民们有了钱,第一个愿望就是为家里买个收音机,然后是闹钟。科辉的钟表厂已经生产出手表,不过价格比闹钟高得多,对农场的农民,一般是买不起的。加上自行车,就是当时年青人结婚时说的“三大件”了。当然,一般农民结婚时,有个一件、两件的,就相当好了。
人的“幸福感”,总是与以前的经历、自己的心理,以及环境人群的比较中得到的;这时,共济会农场的农民们,因为生活基本上能达到温饱了,幸福感高得很!像一位老农民说的,他这辈子前几十年吃鸡肉的次数,还没现在一年中吃得多!这一年中,他一共吃了五次鸡肉!真是幸福啊!
共济会的农场,是受益民众最多的企业了。
抗五军的军需,对工业和农业也有促进,例如现在抗五军主要穿的是棉大衣,比较重,财迷就怀念起他在另一时空的羽绒服来。于是,让南方一带的农场养殖鹅和鸭子,准备为抗五军装备羽绒服。开始时,生产的数量少,根本不够装备部队;成本也要比棉衣高得多,就先推上了市场,结果利用了五凤的品牌,推到了欧美市场,价钱定得高,利润率高,只是销售量还不大。现在欧美国家的经济危机还没很好恢复,那儿民众也比较穷,购买力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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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商场、农村供销社、平安联运等全国联营企业,企业本身的利润也算不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的作用就更大了;大华联合银行也一样,不光解决了共济会自己的建设资金问题,还为其他商界、实业界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利便。这些企业都互相有关联的,配套运行的。
这一年中,也有一些别的老板组成一些类似的商业和运输业等,与共济会的这些企业竞争,不过共济会的这些企业本身利润率定得并不高,那些企业又是新开业的,还没有一家能达到共济会企业的规模。例如,以孔祥熙为首开办的商业联营公司,规模也不小,但在城市竞争不过上海国货公司,在农村更没法与供销社比。加上在一些军阀控制地区,他们的发展受到限制,谁叫他们的“中央政府”色彩太浓呢?所以,现在还没有一家企业能与共济会企业平起平坐的。有些经营得差的,据说还在亏损!
倒是在一些地方军阀的地盘,有几家这类企业在局部地区占有优势,不过他们也不会太过分压制共济会的企业。军阀们虽然不喜欢共济会在他们的地盘发展过大,但也不想得罪共济会。得罪了共济会,别说他们派几个“城市敢死队”这样的人来,就算是在经济上不与你们交往,你的地盘上商业就不行了、税收就要少了。更不要说他们还有抗五军在后面呢!
抗五军的军火是自己生产的,已经被大家知道,军阀们就有来要求购买侧把子枪、机枪和子弹的。但共济会一律不卖!只要是用于打鬼子的,抗五军才考虑可以送一些!共济会绝对不参与内战!军阀们开始对此很不满意,但后来一想,反正他们也不卖给他们的对手,对双方都公平,这样也好。实际上,抗五军生产的军火,也只够供应东北抗战的。5
第一百六十六章 炒美国股票
4 科辉企业的好多利润,像抗菌素等产品,赚的都是外汇。有些外币,就在欧美买了粮食和机器设备回来;但外汇还是多了,以前主要是放在国外的银行里,赚利息。现在财迷自己办了银行,发现钱放在人家银行,这点利息太少了,不是让人家赚大钱?而且外汇储备数量大了,人家搞一个贬值,这钱不就等于送给人家了?
一九三三年年初,关利清他们在争论:现在美国的股市在跌了三年后略有回升,是从此回暖了?还是下跌中的整理?现在美国还有企业在倒闭,股票就成了废纸;很多股票的价格非常低,成了垃圾。所以多数人都认为美国股票没用了,没有人气了。在财迷送张学亮回上海时,他们来问一下“股神”才弥先生。财迷听了,马上决定让人用外汇去买一些美国的石油、汽车等企业的股票。美元以后肯定是要贬值的,但这些股票,以后肯定是要升值的。
于是,关利清等人也跟了财迷,用现金换成外汇,去炒美国股票。美国人民应该感谢才弥先生,他们的资金投入,帮助了美国股票市场的上升,不到一年中,股票涨了不少。关利清等人真是佩服才弥先生的先见之明,问是不是可以卖出股票了?财迷说不急,他有外汇富裕时,还在买入股票呢!
如果年底算一下账,财迷今年在美国股票上的投资,可是赚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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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方面,一九三三年,在长城和热河的抗战激烈时,东三省的抗日武装也没有休息。这一年,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中,开始赶热闹而参加抗日的、没有太多耐心抗日的人,有的回关内了,有的回家了,极个别的被日军收买当了伪军,但留下的都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抗日队伍有的变小了,变精了,不过也有扩大的。抗五军的游击部队就扩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
一九三二年财迷带领的抗五军在打了上海战役后,进入东三省时,在辽宁和吉林原来有共济会基础的乡村地区,都留下了几支抗五军的游击队,这些地区就成了共济会的根据地或者他们的游击区。
还有一些留下的抗五军伤员和保护伤员的部队,也在当地发展共济会员,并组成了游击武装部队。
例如留在辽宁省的一支保护伤员的部队和和伤员,带队的是上海沪江体校的女学生姚瑞芳。一年多后,这支队伍发展成了有一千五百多人、有一个半县游击根据地的抗五军队伍,还出了侯小燕、欧阳德这样截肢后继续抗战直到英勇牺牲的特级英雄。
这么大的队伍,就是游击纵队了,而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年青姑娘,按当地的习惯,被叫成“姚总司令”。虽然别的抗日义勇军中,也有个别女的当首领的部队,但毕竟是极少量的,而她一个上海姑娘,能在东北的抗战中这么出色,名气就更大了。
这一批进入东北的学生兵中,有不少成了“总司令”,也有一些成了县长之类的地方干部。
共济会与别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注意组织地方政府。别的抗日武装也有一定的“根据地”,或者说自己的地盘。他们的粮食等供给也是由自己的地盘里的居民提供的。但他们除了收“抗日捐”,并为这此民众提供一定保护之外,就不管其它事了。
九一八后,辽宁、吉林等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一度是日军扶植的伪政府,而这时很多九一八之前的政府官员已经进关内,或者当了伪政府的官。可后来日伪军没能力守这些地方,又让抗日武装给占领了,伪政府自然也垮台,但政府机构却出现了真空。
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抗日武装就成了这些地方的“管理者”,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什么管理可言,也就是凭自己需要大概地收缴一些钱粮。有些部队也就找一些乡绅什么的出面,按他们的要求张罗收粮食。
而共济会抗五军则不同,他们在管理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政府,不光按规章制度收点税粮,还做一些管理者应该做的事,包括发展工商经济、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道路等公共设施,也组织村庄一级的管理者和民兵、调解群众间的纠纷等。由于共济会制定的收费比较合理统一,使共济会根据地边上的地方,或者也发展成了共济会的管理势力,或者有些抗日武装也套用他们的收费制度。
有些抗日武装,对这些政治管理一点不重视,就把政府事务交给共济会来管,他们只要每个月能拿到地方上供给的一定量粮食等物品就行。他们对地方管理完全是外行,如果由他们来管,就这点征粮工作他们都不一定能做好,与百姓的矛盾反而大。现在好了,都交给了共济会的行政人员,他们与老百姓反而客客气气的,省事了。
共济会中间有一批热血青年学生,体力不太好,当兵不一定行。但经过短期培训后,就成了这种行政干部,派到各地去当乡镇干部。这个时空地方官员少,一个镇只要一、二个干部就把水利道路、工商经济、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