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并快乐着 作者:白岩松-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个时候，我就更愿意相信理智与情感的经常交战和我的职业有关。记者首先是人
，面对一件事情，当然会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情感，喜怒哀乐也会马上写在脸上，但
紧接着，会让新闻人的角色占据上风，冷静客观是新闻有的重要素质，如果任凭情感泛
滥，而不让理智赶紧把关，那感情之火往往会把客观这种素质烧掉，电视上的表达就会
走向偏激走向具有破坏性的一面。
当然面对一些事情，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更重要的是：我们
这个社会正在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转型期，旧的规范及评价标准似去未去，而新的机制
及是非界限又将来未来，在这样的夹缝之中，清晰地说出是与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也许情感意味着我们现在的态度，而理智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现在的态度，把眼光
放远，从一时的得失和喜怒中出来，寻找一个更远的目标。
议论是枯燥的，也许讲几个过去中发生在我采访中的故事，我们能更清晰地触碰到
理智与情感在我们身边纠缠过的隐隐伤痛。
从肖想莉到杨晓霞，我们该如何面对需要捐助的孩子？
1993年，《东方时空》刚刚开播半年之后，冬季，我们来到清冷的武汉。在我们的
报道计划中，原本没有肖想莉这个名字，然而一名当地记者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孩子，被父母遗弃后，被一对盲人夫妇收养，这对盲人夫妇生活在社会的
最底层，生活极其艰难。从6岁起，这个被收养的孩子肖想莉就担起家中的家务重担，做
饭、洗衣服，幼小的肩膀不堪重负却执着地一干就是五六年。在学校，她还是一个好学
生，是学校排球队的队员，胳膊上挂着三道杠，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故事讲得就是这样简单，但我们几个人听过之后都感受到一种深深地感动，也许是
干了的缘故，在我们的脑海中，一幅幅画面出现了。我们想帮她一把，也想把她的事情
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很多同龄的孩子知道：在他们这个欢天喜地的年龄中，有一个叫肖
想莉的女孩已经勇敢地担起了一种责任。
出发点很善良，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我们一致通过了对这个片子的拍摄。
真实的肖想莉生活环境比我们想像的还要恶劣。低矮的房屋中，如果不开灯，就会
显得有些看不见对方。收养她的盲人默默地坐在家中，用极其微薄的抚助金来面对生活
。小小的肖想莉每日调度着这个家的生活：清晨早早起来，讨价还价着买菜，然后回家
做饭，处理完家事，上学，中午一放学便急急往家赶，做饭，给盲人夫妇夹菜盛饭然后
洗碗收拾，下午继续去学校上课，晚上回家，一日最后一餐又要从头忙到尾，都忙完了
，爬上自己的小阁楼，开始做功课。在这样生活节奏中的肖想莉，从外表上看，要比她
的同龄人要瘦上一圈，脸色也几乎找不到红润的痕迹。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小小的肖想莉就这样度日。
我们在感动中用纪录片的方式拍完了这个片子，然后在《东方之子》节目中第一次
把一个小女孩当成了主人公，在1994年初播出了。
节目播出之后，反响剧烈，瘦弱的肖想莉让屏幕前的太多观众怜爱同情和尊敬，资
助与慰问自然雪片一样飞向肖想莉。
事情开始有些不妥起来。
1994年5月1日，我们《东方时空》节目开播一周年，由于要拍特别节目，我们在过
去拍过的几名“东方之子“中选出几名重新寻访，肖想莉是其中之一。
再进肖想莉的学校，大门口的标语牌让我们有些吃惊，上面写着：“学习雷锋，学
习肖想莉。“看得出，我们的节目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报道已经把肖想莉捧上了一个很高
的位置。
经常有单位来学校请肖想莉去演讲，肖想莉也学会了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并感
动别人。
变化在肖想莉身上发生了。社会各界捐款众多，收养她的盲人夫妇也开始和学校产
生矛盾，总觉得学校隐瞒了些什么，而肖想莉由于习惯了拆开夹着金钱的来信，因此，
如果哪一封来信拆开之后里面没有钱，肖想莉就会露出不太高兴的神态；好的自行车和
有机也搬进了肖想莉低矮的家中，生活明显地改善了。
当肖想莉的老师把这一切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开始不安起来，事情的发展并不
象我们最初想像的那样简单。我们开始怀疑：当初我们情感的自然流露是爱这个孩子还
是害了这个孩子。
事态的发展比我们想像的还要糟糕，又过了两年，我们听武汉来的朋友讲起，肖想
莉已经不见了，临走给家中留下话：学是不上了，自己要去南方当三陪女，苦日子该结
束了。
我们听到这个结果，都有一种当了凶手的感觉。是不是正因为我们的报道，肖想莉
平静的苦日子才开始被打破，诱惑出现了，而最终，诱惑一步一步把肖想莉送上了不归
路。
理智开始迟到地出现，莫非善良有时也是一种错误？
见到贫弱的孩子，立即想伸出援手去拉一把是人之常情，然而一旦火候没有掌握好
，这只伸出的援手却使出了反方向的力，将被扶助者推进另外的苦难中。
理智和情感开始打仗，难分难解得让我自己都不知该站到哪一方。
肖想莉的事件走向有些特殊，姑且可以算作特例，内心的审判只在我们几个人心中
进行就可以了，但由此引开去，我们都该想到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该如何扶危济困？
最近一些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在报纸杂志上看到一些孩子或某些成年人遭遇不幸的
报道，而往往这样的报道出台之后，社会各界的同情心便蜂涌而至，中国人的善良有目
共睹，社会各界伸出的援手往往救不幸者于危难之中，结果总是好的。
我深受感动也时常成为伸出援手中的一位，然而理智告诉我必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
：那些没被新闻关注的不幸者呢？
小姑娘杨晓霞的不幸很多人都是通过报纸知道的，她患了一种罕见的疑难绝症，从
外地来到北京求医，没有钱，找不到名医，生命之光就要离她远去。社会上的人们在看
到记者的感人报道之后，出钱出力出方子，在众人的帮助之下，杨晓霞终于渡过难关，
生命重新开始象鲜花般美丽。
但社会的捐助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杨晓霞全部康复之后，富余的金钱有几十万之
多。
我知道，杨晓是幸福的，但在中国，和杨晓霞处在同样病痛境地的孩子还有很多，
而由于未被媒介知晓，他们也许就在钱的压力下默默地死去。
同在蓝天下，命运如此不同，这公平吗？
情感告诉我们，遇到弱者部会伸出援手，理智告诉我们，通过媒体象幸运抽奖一样
地扶危济困不是个办法。
杨晓最后把几十万元巨款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很多善良的人松了一口气，否则多
余的钱放在健康的杨晓霞家中，人们总会被自己爱心引出的结果弄得有些心中不安。
必须拥有一种机制，让扶危济困的甘露能均匀地流向更多的土地之中，也许媒体中
的不幸者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改变命运，但更多不不知名的不幸者也该得到救助。如果
更多的基金会能具体而又令人放心地承担起这种任务，社会的爱心将会释放得有效和公
平得多。
也许我们将来习惯于把捐款投向一个箱子之中，它可能是少年白血病救助基金，可
能是无家可归儿童救助基金，可能是生活贫困的大学生救助基金等等。我们知道这些基
金会得到很好的监督，他们会具体地把爱心投放到更多不知名的不幸者身上，于是我们
放心地离开，我们会被告知，在某一个角落，那个不幸 重新走进了快乐的生活，我们
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快乐。而理智与情感的交战也会在这个领域偃旗息鼓。
这一天还会远吗？
谁能告诉我，肖想莉现在在哪里？
张金柱活着的时候，人们希望这样的败类应该尽早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张金柱死
了，却又有人开始发问：张金柱该死吗？
张金柱是谁，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位曾经公安局长的人，在即将又要走上领导
岗位的前夕出事了。
在喝过一顿很可能和自己未来很有关的酒之后，他开车上了路。当然是长期做公安
工作所滋长出的特权意识在延续，他逆行着开车，然后在酒精的作用下撞倒了一对骑单
车的父子，儿子在车轮的碾压下死亡，而父亲却被他的汽车裹带着向前拖了1500米，才
被愤怒的人群拦截住。
张金柱自然也就升不了官，只好走进了班房。
最初他一定知道自己闯了祸，但绝没有想到祸的后果会那么大。
人群中的愤怒很快传到敏感的新闻人耳中。最早披露此事的是当地的《大河报》，
再然后是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这一下子，张金柱的名声走出郑州，走出河南，
走向全国了，张金柱撞死人案件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我至今能清晰地回忆起人们包括
我自己知道这起案件之后的愤怒。
一个活人在自己的轮下，车身上有被拖者求救的血手印，而张金柱依然能开出1500
米，人性已经在这段距离中丧失了，更何况他还是一名公安干警，并且曾经是局长，这
更印证了老百姓对相当一部分公安干警的不信任。一个生命的丧失，灭绝人性的做法，
让人愤怒的执法者的腐败……这一切纠缠在一起，让张金柱在很多人心里被判了死刑。
介但不管有多少人在自己的心中对张金柱宣判了死刑，最后对张金柱的审判还是依
据法律由法院来公正进行的。
各种媒体对张金柱一案的关注日益增强，在一段时间里，打开每一份报纸都会很容
易找到关于与此案有关的报道。
最后的宣判出来了，“张金柱被判处死刑！“这样的判决立即让受害者家属感到了
正义的伸张，几乎所有关注此案的善良人也都松了一口气：“张金柱该死！“
在这样的气氛下，有一些另外的细节被忽略了。在宣判结果出来以后，张金柱的两
位律师发表了公开信，认为张金柱虽有罪，但罪不该死，他们之前曾经到北京向八位法
律专家请教，得出的结论一样：张金柱罪不该死。
另外也有人注意到，判决书中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词句，这
更让很多人担心在对张金柱的审判当中，司法是不是在一种新闻和民众包括另外一些无
形之手的庞大压力之下作出死刑的判决的呢？
对张金柱这个人的憎恨是强烈的，从情感上讲，张金柱最后命丧黄泉是自作自受，
一点都不会让人可怜。但作为一个记者，我们又必须去倾听超出个人情感好恶的理智之
声。
“我是被你们记者杀死的。“这是张金柱的一句名言。
初一听到，很容易产生一种喜悦感，会在这句中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力量，然而这种
倨功的感觉稍纵即逝。记者不过是一群记录事件的人，一旦有所越位，拥有了生杀大权
，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还或多或少地有些可悲。即使铁肩担道义，愿望是善良的，也依
然希望结果的出现是依据社会固有的一套程序来取得的。一旦社会的固有程序受到民众
或新闻媒体的随意左右，从表面上看，也许这一件事情顺应了民意，但最后真正得不到
保护的还是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