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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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多得很。乍听起来，你会觉得非常别扭，但是，久而久之，也听惯了，不觉得有什么错误，似乎怎么念都可以了。
我们的这位老教员就看不惯这种现象，他认为必须立刻全部纠正这一切读别字的现象，才算重视了文化学习。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很好的，不应该因此而笑他是老书呆。然而，我们又必须劝告他不要过于固执。因为对待语言文字，毕竟还要按照“约定俗成”这一条规律办事。
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传达人类思想的符号，每个符号当然要有一定的声音，大家才能听懂它的意思。一个字的读音是否正确，主要应该看大家是否听得懂。如果人人都这么读，都听得懂，你又何必一定要怪他们读别字呢？即便一个字最初不是这个读音，可是现在大家都不按最初的读音，而读成另外的声音，并且反倒成了习惯，那末，肯定新的读音是正确的，或者肯定几种读音都是正确的，难道不可以吗？
这当然只是关于读别字的一种解释。至于读错字的又该如何呢？最普通的例子，如“目不识丁”这句成语，明明知道读错了，应该不应该纠正呢？
这就句成语的来历而论，读错的责任不在今人而在古人。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唐穆宗长庆年间幽州节度使张弘靖说的。据《旧唐书》列传第七十九载：“弘靖……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同样，《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二也写道：“弘靖……尝曰：天下无事，而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这两部书的字句几乎完全相同，可见宋代的宋祁在编写《新唐书》的时候，大体上是照着五代刘昫的《旧唐书》抄的。他没有想到，这一抄就以讹传讹了。
但是，宋代另一个学者孔平仲，在《续世说》中却认为：“一丁字应作一个字。因篆文丁与个相似，误作丁耳。”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俗考》中也说：“今人多用不识一丁字，谓祖唐书。以出处考之，乃个字，非丁字。盖个与丁相类，传写误焉。”问题很明白，唐书原文如果是“不如识一丁字”，意思显然不够通顺。为什么不说“一天字”或“一人字”呢？其实，不管用什么字都很牵强，只有说“一个字”才最为妥贴、最为通顺。有的人自以为很熟悉古代的汉语，却不一定能够辨别“目不识丁”的错误何在。反之，读惯了“目不识丁”的人，你能说他是错误的吗？
这样看来，现在一般人公认的成语“目不识丁”分明是错了。那末，是不是就应该加以纠正呢？而且，这是不折不扣地读了错字，比念别字还要严重，岂可用“约定俗成”为理由，而轻轻地把它放过去呢！
从前面所引的材料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读错这句成语的责任应该由古人承担。近千年间，人们既然以讹传讹，变成了习惯，大家也完全懂得了这句的含义，那末，这在事实上难道还不是“约定俗成”了吗？如果勉强地加以改变，岂不会使大家反而觉得很别扭吗？
当然，我完全不反对我们的文化教员，把每个字句的原来意义，都向学生讲解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知道有几种读法，并且懂得它们的演变过程。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学生读了“目不识丁”等等，就批评他们的错误，相反地，应该承认他们这样读也是可以的，不能算做错误。
自固不暇
前次谈论了“目不识丁”的例子以后，得到了各方面的反应。多数朋友都赞成，有个别的仍然表示不大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对于这一类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永远可以保持不同的意见，不必强求一致。也许过一些时候，个别同志也想通了，我们的认识就会一致起来。
赞成的朋友们要求多谈大家日常熟悉的成语，指出它的来源，介绍历来都有哪些不同的解释，辨别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这种要求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把普通词典的内容搬到“夜话”中来，似乎大可不必。因此，这里只能举出平时不常见的例子来谈谈。
大家常常会听见“自顾不暇”这句成语。谁会想到这四个字里头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问题恰恰最容易发生在人们以为无可怀疑的因而不加注意的地方。如果认真考查起来，“自顾不暇”终于要发生问题了。
究竟这个成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查了许多古书都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书经》上虽有“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之句，《诗经》上虽然也有“心之饮矣，惮我不暇”之句，但是显然都不是“自顾不暇”的出处上。
有人说，这句成语的出处，在《五代史》附录契丹传中。原来唐末五代时期的契丹王朝，在“大圣皇帝”安巴坚死后，由元帅太子德光继立，大举南侵，逼使晋少帝投降。德光摆驾入汴京的时候，据《五代史》附录契丹传载：“德光将至京师，有司请以法驾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仪，不暇顾也。止而不用。”这一段记载是否能够算做“自顾不暇”这个成语的出处呢？恐怕未必。
因为德光的本意无非表示谦逊一些，不要过于盛气凌人。他之所以不暇顾，仅仅是由于他亲身率领着军队，打平了中原的石晋王朝，直下汴京，不好意思就摆起帝王的銮驾，所以借口说顾不上用那十二面飞龙日月旗的“太常”仪节。这里边根本不包含任何消极和被动的意思，与“自顾不暇”这句成语的意思又有多少共同之点呢！
比较起来，这句成语的可靠出处，应该是《晋书》的《刘聪载记》。刘聪是两晋时代前赵刘渊的第四子，继其父自立为帝，攻陷洛阳，生擒晋怀帝，鸩杀之；又陷长安，执晋愍帝。当时晋将赵固攻河东，扬言要活捉刘聪的儿子刘粲，以赎天子。这一场战斗很激烈。晋兵企图偷渡洛水和汭水，袭击刘粲的部队。这时刘粲部下的将官王翼光看到晋兵要想渡河偷袭，把情况报告给刘粲。刘粲分析双方的形势，以为晋兵在河的那一边，惟恐地位不稳固不可能渡河偷袭，因此满不在意。《晋书》上的这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王翼光自厘城觇之，以告粲。粲曰：征北南渡，赵固望声逃窜。彼方忧自固，何暇来耶！且闻上身在此，自当不敢北视，况敢济乎？不须惊动将士也！”
刘粲因为轻敌，后来终于被晋兵打败，不在话下。光说这一段文字，乃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找到的“自顾不暇”这句成语的唯一出处，这大概是比较可靠的了。
然而，这样追根究底的结果，却使以往所谓“自顾不暇”的成语发生了动摇。看起来这句成语恐怕是弄错了，应该改为“自固不暇”才对。宋代张君房的《云笈七签》中有句云：“神之无形，难以自固。”这里说的“自固”，与刘粲说的意思也很相近，可见后来有更多的人采用这种语气，久而久之，就慢慢地变为成语了。
从此以后，我们是否应该把“自顾不暇”这句成语，普遍地改成“自固不暇”呢？当然没有这种必要性。我们还可以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继续承认“自顾不暇”是一个成语。而对于“自固不暇”，只要知道它在历史上有过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北京的古海港
古代的北京有海港吗？回答：有海港。
那末，什么地方是古海港呢？回答：就是什刹海和积水潭的那一片水面。
这个海港现在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一段历史却很值得我们研究。
大家都知道，当着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即公元一二九一年的时候，精通天文、地理、历法和水利的大科学家郭守敬，奉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负责修通元大都（即北京）到通州的运河，使往来于江南的漕运船舶，能够把南方的粮食，直接运到大都。
为了完成这一项巨大的工程，郭守敬做了艰苦的努力。他根据他的父亲郭荣和他的老师刘秉忠传授的知识，再加上自己实地调查和测量的结果，制订了细密的计划，并且亲自指挥施工，经过一年多的工夫，终于修成了从通州到大都的这一段运河，命名为“通惠河”。这在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据《元史》《郭守敬传》载，修建“通惠河”的主要经过是：“中统三年，……北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其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至元二年，……又言：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庐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今若按视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帝善之。二十八年，……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三十年，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舢舻蔽水，大悦，名曰通惠河。”
元代的诗人傅若金，前以《海子》为题，写诗吟咏什刹海，其中也有“舢舻遮海水，仿佛到方壶”的诗句，与《元史》所载忽必烈“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的情形完全一致。这就表明，当时漕运的船舶可以直接驶到元代大都城的“海子”里来。由于船舶拥挤，以至水面都被遮住，几乎看不见了。这个海子当然只是人工造成的小内海，但是，它完全成了一个装卸漕粮的港口，则是毫无疑义的。
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城是可能的吗？白浮泉水源在昌平域东南的凤凰山，那一带地势约为海拔六十米，中间经过沙河和清河两河谷，地势降低到海拔四十五米以下，而积水潭和什刹海周围的地势则是海拔五十米左右。按照这样的地势看来，怎么能够引白浮泉水入城呢？
原来郭守敬详勘测了地势之后，设计了一条长达三十公里的河渠，引导白浮泉水先向西流，然后转向南流，再向东南流入昆明湖（即瓮山泊），然后继续向东南流，注入大都城。这一条渠道，就是著名的“白浮偃”。它的遗迹现在还隐约可以寻见。
根据同样的道理，从整个通惠河的地势来看，河床的坡度很大，非采取其他技术措施，那是无法通航的。但是，郭守敬很有办法，他设置了水闸和斗门，保证了船舶的顺利通行。《元史》《郭守敬传》载：
“运粮河每十里置一腄，比至通州，凡为腄七。距腄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
这是郭守敬在工程开始以前就已经设计好了的。就是说，从大都到通州，设有七座水闸，距离每座水闸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有斗门。水闸和半门的关闭或打开，就调节了运河各段的蓄水量，控制了水位的高低，使船舶可以顺畅地通过。
这些办法与现在外国先进的大运河采用的办法不是差不多吗？而郭守敬的这些办法却是早在十三世纪就有了的呀！
到了明代，据朱国桢的《涌幢小品》记载：“禁城中外海子，即古燕市积水潭也。源出西山一亩、马眼诸泉，绕出瓮山后，汇为七里泺。纡回向西南行数十里，称高梁河。将近城，分为二，外绕都城，开水门，内注潭中，入为内海子。”可惜此时郭守敬开的这一段运河却已毁坏了。所以，在《明世宗实录》上写道：
“通州河道，经元郭守敬修浚，今闸坝具存。……京城至通州五十里，地形高下才五十尺。以五十里之远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