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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狸啊，都吃，而且，他们有一种奇怪的观念，就是吃这些东西大补。补身体、补气、补性能力。因为这南蛮之地，自古以来，就是瘴疠横行的地方，毒蛇猛兽、毒虫怪物很多，而为了辟邪和消除人们对那些毒虫的恐惧与害怕，只有吃掉它们，才可以战胜它们——我想，这是这个地方吃这些东西的历史原因。张市长，你是东北人，你最喜欢的，我知道就是猪肉炖粉条，我估计，你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吧。”张市长的脸色好看多了：“是啊，我是东北人，的确喜欢吃粗粮和炖菜。可是，野猪、野鸡、穿山甲之类的，也偶尔吃过。那还是在前些年，还没有太多的动物保护意识。其实，那些东西，那些野味，都不好吃，口感不好，所以，这个大补的说法是可疑的，补什么呀，怎么补，都不如锻炼身体强，你吃什么，都会变成排泄物，而每样东西的营养成分，都是差不多的。就说鲍鱼吧，根据营养学家后来的分析，鲍鱼的营养成分和豆腐差不多，燕窝和鱼翅的营养成分，也比不过牛肉和羊肉，所以，我真的是反感，现在的人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我现在的早餐，还是延续了我多年以前在东北生活和工作时的习惯，就是一碗稀粥和一碟咸菜，顶多，再吃一个煮鸡蛋。”我说：“中国人是饮食文化上很有创造、很丰富的民族，也是最会吃、最会烹饪的民族之一。可是，在我们的吃背后，依旧有着野蛮时代留下来的观念的残余。我们的饮食文化虽然丰富和发达，可没有什么太骄傲的，除了什么都能吃、会吃以外，缺乏普世价值的关怀。”场面的气氛似乎不算很好，大家似乎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没有人接茬，也许还因为我的观点过于迂腐吧。而张市长不得不迎合我的观点：“段教授说得很对，所以，我现在尽量吃素。但是一点儿动物脂肪都不吃，是不行的，人的营养不够的。”那顿晚饭我们一共吃了两个小时。在那种饭局当中，我们胡乱地聊着，话题也很广泛，没有一定的规律，简直可以说就是一直在闲扯。我本来有些担心他们有什么隐秘的事情要谈，结果被我搅和了，后来发现我多虑了。不过，我悄悄地观察，感觉张市长似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和赵亮是利益结盟很深的一种关系。我猜测，他们的关系是一种顾问和操作者的关系，毕竟他是一个学者，他们的关系局限在一定的领域里，赵亮和他互相是不进入对方的过于私人的生活之内的。其他几个人，似乎都是张市长身边的人，他们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是我所无法猜测出来的。吃完了这顿饭，我们就回宾馆了。在我要进我的宾馆房间的当口，赵亮拉住了我：“你今天没有给张市长面子啊。那些野生动物，他能不吃吗？他肯定是吃的，他就爱吃穿山甲。不过他一般是悄悄地吃的，今天，他设了这个宴，是把我们作为私人的朋友，结果，给你搅和了，他只好摆出来一副不吃野生动物的姿态。你想，只有你和一个人一起吃禁吃的野生动物的时候，你们才有同党的感觉，才是一伙的，是不是？就像有一个顺口溜说的那样，一起分过赃的、一起嫖过娼的、一起上过床的、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互相才有信任感。你看，你这么一搞，会让他觉得我不应该把我们圈子外面的人带进来。这个家伙表面很随和，实际上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表面谦和，可是内心里很傲慢，而且，他心眼儿小，他用我作为政府的顾问，就是为了让我给他出谋划策，给他在北京拉各种关系，造声势，最终达到他升官的目的。”我表示理解他，可是我又犯倔了，“吃野生动物就是不对的，何况，他还是这么大的一个城市的市长。惹火了我，我会在网上抖搂出这个事情，不行的话，我可以向法院控告他。我可不管那么多。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无非是牺牲我和你的交情吧。”“你看你看，我刚刚说了几句，你更来劲了。咱们早点儿休息吧。明天，咱们仍旧是休息，玩儿，去海边游泳，在我们离开这个城市的最后一天，我还有一场讲演要进行呢。”
十五 中国经济会越来越好我们在南澳市又呆了几天，即将离开的时候，张市长在图书馆里给赵亮安排了一场讲演。这场讲演是收费的，每个听众要交纳五千元的听课费。因为赵亮是著名经济学家、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协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同时，还传说他是国务院新智囊之一，南书房行走，他的意见能够影响上层决策者，和左右中国的经济政策，有了这些传说，有了这些头衔，他身上就有了神秘的光圈，来听他讲演的国营企业老总、私营企业老板、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和各种能人就非常多了。他们平时并不能经常接触到赵亮这样的走红经济学家，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五千元听课费，那就是小菜一碟了。
十六 私人事务调查所我们一回到北京，就想见到杨琳，但是，在和她见面之前，我受赵亮的委托，先要到一家私人事务调查所去一趟。按照电话约定——我是在一家报纸上找到的电话，我要去东城区的一条胡同里找那个叫“百发百中”私人事务调查所。那是一个四合院里面的二层楼房，坐在经理房间的沙发上，等待经理的时候，我忽然有一个怀疑：如果说，赵亮想到了要借助私人事务调查所的主意，那么曾莉作为聪明绝顶的女律师，作为熟悉法律的很难对付、连赵亮都发憷的女人，她会不会也想到要去雇佣一个私人侦探，前去调查赵亮呢？我想到这里，禁不住不寒而栗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更加的诡异了。我需要提醒他考虑这个可能性，毕竟赵亮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他自己那隐秘的私生活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全面展示，包括他的妻子，也包括我这个老朋友。我有些坐不住了，想逃走，我想，我没有必要过多地卷入到他们两口子的纷争中。可是我又没有勇气离开，面对赵亮的重托，我不能当逃兵。这真让我如坐针毡，坐卧不宁了。忽然，一个喘着粗气的嗓音响了起来：“段先生，让您久等了！我就是王必强王经理，我一直保持走路上班的习惯，所以，根据我自己每天的体能状态，我到达这里的时间总是不稳定的。”一个又高大又粗壮的男人在门口出现了，他一边说话，一边就走了过来，抓住了我的手握了半天。王必强，一个笨拙的胖男人，他就是“百发百中”私人事务调查所的经理，这个调查事务所归他管理？我看到他气喘吁吁的样子，觉得多少有些滑稽。我简直不能想象他这么一个胖大笨拙的男人，能够完成客户交给他们的复杂任务和嘱托。他喘粗气，说明他是高血压，甚至也许还有心脏病呢。按说，私人侦探都是瘦小的，干练的，精明的，一双眼睛转个不停的。可是，眼前的这个家伙，一米八高，他的体重我估计要超过120公斤，他能够抓到谁？根本就跑不动。可能是我的眼神使他感觉到了我的疑惑不安，他坐下来，把黑色的、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放下，递给我一根烟，我说：“我不抽烟。”他就自己抽了，吐出来一口烟圈，说：“你是不是看我不像一个侦探？可是，我告诉你，我就是一个侦探，而且非常职业，非常优秀。我过去干刑警，干了30年，50岁提前退休的——我有一次在追捕凶犯的过程中，跑得太快了，晕倒了，得了脑溢血，后来好了，也不能在一线干了，就提前退休，成立了这个调查所。告诉你，我们这个调查所，是全北京最忙的。你看，平时这里就我和秘书小田，那些业务室房间里大都空着，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些真正跑业务的，就是你脑子里想象的精明强干的侦探们，他们全都撒出去了，白天黑夜地跟踪目标，忙得连我都看不见他们，平时我们也是靠电话互相联系。”我哈哈一笑，为他的坦率，也为他看似笨重敦厚的外表下面有一颗敏感的心灵而折服了，我承认我看错人了。“我明白了。您当过刑警，那没说的了。我是受朋友的委托来的——我的朋友要打离婚的官司，需要得到他老婆的一些情况。比如，她有没有情人，有没有什么经济上的业务和存款瞒着丈夫。我的朋友需要有力的证据，来打赢离婚官司。就这点儿事情。这是一些基本的资料。”我把一个文件夹递给了他。他接过来看了看，里面有赵亮委托我前来联系的委托书，以及曾莉的照片、身份证号码、银行开户账号、手机号码、工作单位等等。“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女人的姓名、住址、照片和电话等相关基本资料齐全了，我们就可以立即开始了，然后，不要太长的时间，你们就可以得到结果了，那些你们最想了解的全部真相我们都可以弄明白。等一会儿，秘书小田会拿来一个合同，您需要在上面签字，这个没有问题吧？”“可以，没有问题。”我又简单地将赵亮叮嘱我的话重复了一遍。我告诉王必强，必须要严格保密委托人的身份，委托人全权委托我来负责联系，有什么情况，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从私人侦探那里出来，我呼了一口气。我介入他们夫妻生活这个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觉得内心里有些对不起曾莉。毕竟，她的丈夫、我的好朋友在私下里调查她，我是帮凶和助手，我是知情者。我站队站到了她的对立面。可是，难道我有其他的选择？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在生活中，有时候你就是没有选择。我想，即使我愿意帮助赵亮，像我这么古道热肠、比较书呆子气的人，不把事情办坏，就是万幸了。傍晚的时候，我约了杨琳在一家咖啡店见面，就在学校东门外的一条小巷里。有一阵子没有看见她了，我得承认，我很想念她。没聊几句，我的手机响了，我听到汪晓岚焦急的声音：“段老师，你快来５号学生公寓这里吧。沈临帖他刚刚跳楼了！”我的脸色立即变白了。沈临帖自杀了！我匆忙告诉有些疑惑的杨琳，“沈临帖出事儿了，现在，我要过去看看。”我站起来，“服务员，快，买单。”“我也去。”她也站了起来。
十七 自杀者的遗书（1）我和杨琳一起从咖啡馆里出来，急匆匆地穿越学校的教学楼群，进入学生公寓区，找到了学生公寓5号楼。还没走到楼门跟前，我就看见有几个学校保卫处的人，已经在那边拉起来一道黄色警戒线，在警戒线的外面，围了不少观望的人。现在正是上晚自习的时间，很多学生都在教室里，还没有回到宿舍楼，因此，围观的人还不算多。我看见，在黄色警戒线之内的发白的水泥地上，覆盖着一块白布，白布下面有一个小小的隆起，那就是沈临帖的身体了。只是这身体一动不动。我看到杨琳把嘴巴捂住了，她一定是感到了惊惧和害怕，感到了慌乱和难过，下意识地抓住了我的手。警察忙碌了半天，很快就离开了，那个刚才承受了沈临帖冲向大地的猛烈一击的地方，也成了一片虚空，什么都没有了：一点儿血迹在清洁工的强力水龙头的冲洗下，只有一点淡淡的痕迹，几乎看不见了。我让杨琳先回去，“你走吧，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你走吧。”我想，杨琳作为女性，一定比我还感到了难过和忧虑。我们互相简单地安慰了一下，就分开了。这个时候，学生的死让我们这些做老师的，都感到了沉重和压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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