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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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识悲哀地笑着，眼里渐渐聚起眼泪。1963年他逃出草地时，一个念头反复鞭策他：快回到婉喻身边，否则就要玩不动了。他走上前，抱住滑溜溜的婉喻。玩不动也这么好。
我祖母冯婉喻从此再也不肯穿衣服。我父亲冯子烨认为这是一桩天大的丑事，一个五十来岁的儿子居然有个终日赤身裸体的母亲。他找来绳索，打算先捆上婉喻，再把衣服给她强穿上去。但我祖父坚决不答应。他不准任何绳索之类的东西靠近自己的妻子。他把妻子抱进里屋，把门轻轻关上，所有要制止丑事的晚辈们都被他关在门外。
第三十六节 中秋
我祖母不仅有了一双解放脚，也有了一具从衣服和羞耻观中解放出来的肉体。天气渐渐凉了，她宁可受凉也不让肉体再受奴役，谁也说服不了她穿上衣服，只有我祖父可以边哄边给她披上一条毛巾毯。中秋那天的夜里，我祖父从沉睡中醒来，窗外的月亮很圆很大，卧室里都是月光。台灯也开着。台灯上面，是婉喻的脸。婉喻已经这样看了他一阵了。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他居然睡得那么沉。失眠多年的陆焉识居然恢复了酣畅的睡眠，就在台灯和妻子目光的照耀下恢复的。婉喻这么长久地看他，即便他是个生人，也被看熟了。婉喻是否看出来，他就是五十多年前被越洋轮船载回、三十年前被一副手铐带走的焉识，他无法得知。西方的月圆之夜是神秘的，许多不可思议的鬼怪现象都发生在月亮圆满的那一时分。他躺在她身边，头向她的腰胯之间靠拢，拉起她的手。这手又是柔顺的了。再抬起头来看婉喻，她已经不再看他，也许她得出了结论，得出他究竟是谁的结论。现在她的脸朝着天窗泻入的月光。看着她的样子，你深信她在思考。也许是回忆。绝不会是一张白板子的内心。
我祖母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想到了1958年10月1日，探监的时候，焉识告诉她，所有犯人很快要转监，但谁也不知道将来的监狱在什么地方。她在离监狱十多里的镇上给她学校的校长打了个电话，请他批准她两个星期的假期。当时婉喻是代课老师，一星期上四节英文课。除了学校的课，她还给区少年宫上两节书法课。少年宫的钢琴老师曾经是个少奶奶，英文非常好，教钢琴是为了解闷。少奶奶和婉喻平时很要好，所以婉喻跟校长担保，她的英文课会有人代上。婉喻又打了电话去求那个少奶奶，把实情告诉了她，少奶奶心软，并且自认为跟婉喻同病相怜，都是这个社会上的失意女人，便答应替婉喻代课。第三个电话，婉喻是打给小女儿丹珏的。她要丹珏来见见父亲，因为三个孩子里，父亲心里只有丹珏。但是丹珏没有按他们约定的时间到达。
婉喻那时候才醒悟，孩子们已经不再相信母亲了。母亲讲述的他们的父亲，跟人民政府定义的那个无期囚徒是两回事。只可能有一方在撒谎，他们不认为撒谎的是人民政府。那是一个惨痛的醒悟。她不怪孩子们。正如孩子们也不怪她。但孩子们对她的迁就只能到此。正如她也只能谅解他们，相信政府总不是坏事。她下榻的旅馆离火车站只有三百米，在监狱和车站的必经之路上。上千个犯人被押解到火车站，不可能不惊动她。万一犯人们不乘火车呢？或者万一他们绕开大路，去很远的地方乘火车呢？这类“万一”从来没有进入过婉喻的脑子。什么都可能发生，她的最后送行很可能失败，那又怎么样？对于我可怜的祖母，在那个时候，有百分之一的胜算可能性就够了。她还有更侥幸的念头：也许能从那列火车的行驶方向发现新监狱的地点，然后那种大墙内、大墙外的夫妻生活就续上了。婉喻和焉识从结婚开始，就总有什么隔在他们之间，太平洋、恩娘、战争……因此隔一堵监狱大墙她也习惯了。
焉识和其他犯人转监的准确时间，婉喻是无意得知的。镇上来了一个卡车车队，其中一个司机在镇上买烟，说车上拉的都是罗松面包，是给监狱拉的。镇子上很多人家靠监狱吃饭，养猪养鸡压挂面磨豆腐生豆芽都是卖给监狱的。人们好生奇怪：突然就来了这些外地面包跟他们抢生意。婉喻听到这段对话之后推断：面包一定是犯人们的旅途食品。
那几天一直下小雨。小雨粉粉细，没有方向地下，无论你把伞撑向哪边，衣服和裤子都会被打湿。她向旅店借了一件蓑衣，从上午就在火车站附近等待。一直等到入夜，一辆闷罐火车开过来，只在站上慢了一下，便又加速朝站外开去。
犯人的队伍过来的时候，她站在一堆摞起来的水泥管道后面。从一个个圆形的管道看出去，焉识走在犯人队伍的中间，别人迈两步，他的长腿迈一步，因此他总是显得有点懒。焉识走过去了，她无法跟随，现在看见的是他的背影了。他那三十年前就让她疼爱的卷发剃光了，只在脑后留了一撮。一撮毛使焉识和其他犯人终于有了个大致统一的后脑勺。火车扑哧扑哧地排气，夹在哨音和呵斥声里。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犯人们是这样被呵斥的。她的眼泪涌上来。焉识竟然是这样被呵斥，农夫呵斥驾车的驴也比这温情得多……此时她慌了：她的视线丢掉了焉识，主要怪她自己，那一声声的呵斥让她哭起来，没有声息地大哭，哭丢了焉识。
她顾不得什么掩体了，从那些水泥管道里出来，把脖子拉到最长，朝马灯中晃动的一堆堆人影张望。这时一个人叫喊：“老陆！……”叫的人瘦长微驼，从一节车皮跑到另一节车皮，再跑回来。呵斥驴的嗓门又出来：“张粹生，乱跑什么乱跑？！上车！……”叫张粹生的瘦子很快安静了。而婉喻却看到了焉识。焉识也许是听到张粹生叫喊跑到车门口的。她赶紧站到路灯杆子下，这样焉识就容易看见她。她听见焉识也被恶狠狠地呵斥一句，回到了车内。没法知道他是否看见了自己。晃动的马灯在车厢的一扇小铁窗上一晃，小窗只有一本笔记本的尺寸。她向小窗口移动几步，把蓑衣脱下来：假如刚才焉识没认出她的话，都是蓑衣的过错。火车“咣当”一下，所有车轮在铁轨上重重地一滚，再一滚……火车轮子的运动原来是这样，你牵我拽，似乎同时向前和向后。婉喻跟着些牵牵拽拽加速的火车轮加快脚步。
我祖母在那个中秋夜想了很多很多，我确信这一点。她还想到了什么呢？一定想到了那一刻，她和我祖父突然听到弄堂口进来一辆捕人的卡车。婉喻是在镜子里看见他神色的，这是一种她从来没见过的神色，可怜极了，生气瞬间全走光了。他的手还停在领带上，领带的节刚刚打好，刚刚完成一个出门会客的形象。此刻楼下客厅的门很重地开了。是被人撞开的。千篇一律的、毫无必要的下马威。接下去，陆焉识这个名字被一个嗓门叫响，叫得像个异帮字眼，耳生得婉喻不敢相认。焉识对她说，他去去就来。其实她知道他不会就来的；他这一去会需要剃须刀，香肥皂，换洗的短裤背心，以及衬衫外衣袜子。她拉开五斗橱的抽屉，各样抓了两件，用一件衬衫的袖子扎成个包袱，塞在他怀里。报纸上常常宣告这类逮捕的成果，邻居的朋友亲戚也有做了这类“成果”的。我祖父在下楼之前，严厉地对我祖母说：“你别下来。”我祖母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夜想起了这句话。我祖父不知等在楼下的是什么青面獠牙的牛头马面，他绝不要我祖母看见。婉喻很乖，听了焉识的话，没有下去。她站在那里吞咽了好几大口唾沫，突然看见床边那双羊皮拖鞋。这是我祖父最爱穿的一双鞋，是我叔祖父焉得送他的，他穿了近十年，他的得意和舒适都留在那上面，底和帮脱了线还不舍得扔。婉喻觉得只要有这双旧拖鞋，焉识的一双脚就可以时不时回家，那双脚不至于会太受思亲之苦。她撵到楼下。不，是跌到了楼下；她的解放脚头一次显示出劣势，在她刚下了两三级楼梯就失去了灵便和力量，剩下的五个木台阶她是乘着自己的大腿和臀部以及脊梁溜下去的。好在接下去还有一组楼梯，让她重整姿态，恢复体面，走到那些逮人的人面前时，又是一个娴雅的书香门第女主人。她知道焉识绝不会让她送行，送他出大门，送到警车上。她就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站着，听着脚步远去。焉识的脚步声被她的心从七上八下的众脚步声中分出来，渐渐地她就听不见其他脚步了，听见的就只有焉识那一双脚：提起、放下……脚步的合奏成了独奏。警车开走后，她听到的就只有弄堂里的寂静：一下午的羽毛球拍击球的声响静下来了。小女儿丹珏提着球拍走进门时，已经哭湿了毛衣前襟。
中秋夜我祖母想到了她从不去想的那件事。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她得知陆焉识上了死刑榜之后，提着礼物一家家地敲门。凌博士只让一张毛边纸字条会见她，她都不死心，接着去找凌博士的秘书。秘书答应她，一定为她争取到凌博士的帮助，她于是把一句敷衍当承诺来听。她连陆焉识的学生们都不放过，只要知道地址她就上门。那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美人儿，是陆教授的学生们的父亲让她意识到这一点的。有个姓戴的男学生借了陆教授一本书，还回来的书里夹了一张市委的公函便签，上面记了几句从书中抄录的警句格言之类。婉喻由便签顺藤摸瓜，摸到市委，找一位“戴同志”。戴同志结果给了她个惊喜：他就是管司法的市委常委。婉喻不太懂戴同志的陕北话，但她对戴同志的体恤是懂得的。戴同志从没见过冯婉喻这样的中年林黛玉，一招一式都把他看迷了。他询问陆焉识的案情时，不断地插入旁白：“可苦了你了！”“苦了你和娃了！”“几个娃？……三个？不像，不像，还像个大闺女！”婉喻那时不知道什么是“大闺女”，知道的话也许她能重新审度自己的处境。不过即便她重新审度，彻底明白自己猎物的处境，她也不会回头。她是找到猎人门上的猎物。一个女人拿出什么去营救自己爱人的性命都不为过；一个母亲使出什么手段来保护自己孩子的父亲都无罪。当然，婉喻当时来不及分析这些。后来她也不愿分析，因为她一分析难免会觉得自己下贱，再也配不上焉识。现在故事走入了陈词滥调：一个女子赤手空拳劫持法场，只有肉体做炸弹。她在初次见面后的第二天，就做了戴同志的情妇。她做戴同志的情妇的时间加在一块是六个小时多一点：每次戴同志爱她都不超过半小时。她做戴同志的情妇是要他出高价的：背叛组织原则，把她死到临头的爱人陆焉识救下断头台。她一点也不难为情地提醒压在她身上的戴同志：“陆焉识的事情你要快点想办法。”有几次他调情地跟她抬杠：“就不想办法！”她不吭声，是那种阴沉威逼的沉默。戴同志半真半假地说：“让他死去，死了你就是我的了！”婉喻此生连鸡都没杀过，这时候真想杀了戴同志：被他劈开的两条腿正好是绞索，套在戴同志的脖子上，把她三十多年长出的力气全部投入，锁死绞索，再那么一拧。戴同志还是个好同志，起码从事情的表象看他没有白白糟蹋她婉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