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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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像过往与将来的所有光荣时刻，良知被人类奉若神明。而人类之所以高贵，正在于人的身上附着了这种神性的良知。如亨利？梭罗所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在里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崇敬他的神，他即使另外去琢凿大理石，他还是有自己的圣殿和尊神的。”中国人不也常说“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么？不管是“神知”，还是“己知”，背后都关乎神性。前者是他律之神，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后者是自律之神，人因有良知而自律，而超越罪恶的樊篱。一旦丢掉了良知，人类神性的庙宇也就坍塌了。人类所能看到的，便只有猥琐的世相与一望无际的残酷。
为了克服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抵御随时可能发生的权力之祸，尤其在经历了极权主义盛行的二十世纪之后，各国已经越来越注重对其国民抵抗权的保护。这既是一种法律上的救济、政治道德上的分权，也是一种良心上的共治。具体到今日中国，现行《公务员法》第54条不也规定公务员有抵抗上级的权利么？只可惜有人于法不顾，以为可以尽享良心沦陷之红利，且永远不受责罚。而这一切，也正是网民穷追暴力拆迁、跨省追捕等恶性事件之原因所在。
一花一世界，一人一国家，谁能带领好自己，做自己人生的领导者？当一个人因不分善恶、唯命是从而导致自己主权沦陷，这样“亡国奴”式的人生是不是才更可怕，更无希望？在此意义上，所谓良心发现，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
年少时爱看《加里森敢死队》，如今只记住其中一个镜头：盟军战士逃跑时，一位德军士兵开枪射击，可是怎么扣不动扳机，嘴里还嘟囔着，“什么老爷枪！”二十年后想起这个细节仍然忍俊不禁。我真希望那个手忙脚乱的德国兵是在“蓄意不谋杀”，正管理着他守住良心的“一厘米主权”呢！
柏林墙上有多少根稻草？ 作者：熊培云
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12期
本站发布时间：20091211 8：52：23
阅读量：338次
2009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此前数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记者彼德？列宾拍摄的那幅“逃兵”照片再一次被各路媒体疯狂转载。1961年8月13日凌晨，在铁丝网网成的柏林墙即将封闭的一瞬间，一位参与围墙行动的东德士兵突然跃过铁丝网，投奔西德。也正是他的这次倒戈，揭开了一部持续了将近30年的传说——“翻越柏林墙”。
此前，从1949年起至1961年8月13日止，逃往西德的东德人有近300万。由于农业集体化、压制私营贸易、粮食供应短缺、政治不自由等原因，再加上西德这一镜子国家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选择了离开。据说，仅是从1961年1月到8月初柏林墙修筑前这段时间，就有16万人离开了社会主义东德，逃向西方自由国家。
人生而自由，自由可以称得出一个国家的重量。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知道什么是“强扭的瓜不甜”。然而，几十年前，面对政治上的力不从心，早已经失去民意支持的东德政府不但没有闭门思过，反而用一堆砖头将民众堵在屋里，自己在外乐得逍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这样，8月13日，当东德人从睡梦中爬起来，发现自己很快跌入了一场现实的噩梦——他们被自称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公然剥夺了用脚投票的权利。遥想古罗马时代，当平民不满贵族的统治，端着锅碗瓢盆、牵着牲口弃罗马而去，准备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时，罗马贵族害怕这个国家倒闭，也只能是追上去和平民低声下气地谈判，以提高后者的权利，而不是修一道罗马墙，将平民围住，逼着他们发明热气球——“gonewiththewind”。
任何苦难的年代，人类都没有丢掉幽默的本性。柏林墙时代的翻墙传说，像悲喜剧，又更像黑色幽默。有意思的是，尽管柏林墙将东德围成一个“山洞里的国家”，然而事实上，这道名义上的“反法西斯防卫墙”并没有阻挡东德人的逃亡。当高高在上的政治道德再也不能动员民众，使他们安居洞穴，甘于奉献，剩下的日常反抗就只是试图出逃者以技术对抗技术了。
背对主义，面向自由。主义之争从此让位于技术之争。墙可以越筑越高，但是大地与天空还在。渴望自由的东德人可以在地底挖隧道，也可以通过热气球、跳楼或者弹射等方式出逃。东德人没有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柏林墙的去留，在这里自由显然起到了润物无声的作用。正是无数人想方设法的争个体的自由，使这看似铜墙铁壁的旧制度及其象征变得千疮百孔。
我曾经在网上设问“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当许多人习惯性地“站在统治者一边”思考问题，回答集中营是用来监禁异已、虐杀人民的时候，我却坚持认为“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集中营是用来挖地道的”。简单说，在艰难困苦时，我更愿意站在弱者的角度想问题，而不是恶的一边想问题——内心坚定的人，应该对恶视而不见。同样的道理，对于被围困其中的东德人来说，柏林墙的意义亦在于翻越，在于挖地道，舍此实无其他意义。至于当年有多少人参加了这场零星而日常的“长尾行动”，在反映柏林墙时代的影片《隧道》结尾有这样一句话：“六十年代中期，有很多条地下通道穿过柏林墙。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具体数目至今无从知晓。”据说直到柏林墙倒塌之前，仅是在边界上执勤时逃到西柏林的边界士兵便有2000余名逃到了西柏林。
时隔二十年，我们想起了柏林墙倒塌的纪念日，事实上，从那位东德士兵逃向西柏林的第一天开始，柏林墙便已经坍塌了。而且，在那近30年的时间里，它每天都在坍塌。若干年前，我从巴黎到柏林采访，有机会在柏林墙下逡巡。其时，这个国家已经开放国界，成为欧盟的一部分。当生活也早已恢复了常态，最让我心动的是离墙不远的河岸上，大地繁花四起。境过时迁，柏林墙终于还原了它物理上的厚度，抚手而测，实不过两手掌宽。
柏林墙上曾经有多少根稻草？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正如没有人能回答有多少人逃出东德。柏林墙倒塌后，美国政府和特工吹嘘自己如何建功立业。然而，在我看来，真正推倒柏林墙的人，正是上述那些日以继夜争个体自由的逃跑者，那些挖地道者，那些宁可花两年时间试制热气球逃跑的人。对于今世界上流行的各种主义他们或许知之甚少，然而他们的络绎出逃，他们坚定而自由的意志注定会让这堵表面上密不透风的围墙名存实亡，方生方死。至于美国政府，或者那些夸夸而谈的特工，实不过是压垮柏林墙的无数稻草中的一根稻草而已。
熊培云：救救故乡，救救公共精神20090413 13：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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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辜公民的每一次逮捕都惊天动地。以下是培云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专栏文章，谈河南灵宝县政府的胡作非为以及中国人的公共精神。
——思想国·21世纪评论（。21pinglun。）
青年王帅在网上发了篇批评家乡河南灵宝县政府非法征地的帖子，竟被当地警方跨省追捕，将远在上海工作的他“捉拿归案”。在拘留8天后，由于王帅的家人同意当地政府的要求，砍掉了自家土地上的果树，警方才对王帅作了取保候审处理，但仍要求他保持沉默，并且每两个月写一篇“对发帖行为的思想认识”给警方。
余下的发展似乎顺理成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帅表示此事给了他“深刻的教训”，并声称以后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恍然大悟的悲观表白，难免让人伤感——又一位有公共精神的人倒下了么？事实上，许多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便是这样，因为不堪承受现实巨大而荒谬的挫折，从此在心底默默唱起“我们是犬儒主义接班人”的。
从记者调查来看，王帅不过是借助网络表达自己对家乡公共事务的关心。然而，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来说，这突如其来而且差点让他丢掉工作的牢狱之灾的确足以教他“学乖”。而从整体上看，有目共睹的是，今日中国社会还没有逃出林语堂当年的判断：25岁到30岁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渐渐学乖的过程。而这一年，王帅只是24岁。当人们觉得自己吃不起亏，就只好“国事管他娘”（林语堂）了。更何况，一个人出于某种考虑，甘心忍辱负重、唾面自干也是一种权利。关于这一点，着实无需指责。任何人都不能鼓励别人为一个好社会多做牺牲。
真正重视权利的人，不会小看这样一次跨省逮捕，因为在他们眼里，对无辜公民的每一次逮捕都惊天动地。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所写到：“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在此意义上，当王帅在网上表达自己对家乡政府的意见，当警察不远千里过来说“代表故乡，你被捕了”的时候，天地同样崩溃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每一个正直的公民都已置身于可能被捕的危险之中。
事实上，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类似“文字狱”并不少见。人们厌倦讨论“诽谤罪”是否成立了，公众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早已心知肚明。而此次王帅被抓捕，不仅让大家看到他的言论自由没有保障，更让大家看到了乡土中国的法治之艰与维权之难。“何世无奇才，没在沼泽中”，乡下人的公共精神并非从来没有，而是被一点点磨灭了。在乡下，虽然偶尔也会有人谈论权力的腐败，但总是孤木难支，以至于公共精神就像是夏天的萤火虫一样，只会在燥热的夜晚悄悄然闪点光，一到白天就都没影了。正是公共精神的缺席，导致中国乡村不断沦陷于权力与资本之合谋。
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关系牵连纠葛，批评本乡本土的权力本来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与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不同的是，本土权力部门对冒犯者“知根知底”，甚至可以将他们的父母变相押为人质，要挟他们的子女就范。而父母作为弱势一方，通常也会与当权者合流为一种劝降子女的力量，务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在前不久，我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他向我讲述自己在家乡维权时的艰难：就在他返乡动员村民查村里不明不白的账的时候，弄得他的父亲大为光火，觉得儿子在给他的生活添乱，因此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谈到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公共精神，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传教士古伯察（18131860）留下了一段流传甚广的见闻：1851年，也就是道光皇帝驾崩的那年，古伯察和几个朋友在一家小酒馆里碰到几个中国人，于是便想着和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讨论道光之死以及继承人问题，古伯察以为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会让中国人感兴趣的。然而这些中国人根本不听他们的谈话。就在几位外国人对这种冷漠“感到恼火”时，一位有点身分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