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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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密码，所谓对话也是不断编码与解码的过程。对于信息发送者来说，编码自由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言论自由，是一种权利。至于受众如何解码，既取决于编码者的设定，同样取决于解码者的解读。
事实上，对于“火星文写作者”来说，他们取道火星文进行交流时本来就圈定了对象。火星文写作同时是一种“密码写作”与“加密交流”，其最朴素的目的莫过于避开一些眼睛。调查亦表明，许多孩子之所以热衷于用火星文写作就在于保护自己的隐私。由于老师和家长对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干涉过多，学生之间的交流就好像搞“地下工作”，于是火星文作为一种加密的文字在同学间迅速流传。难怪有学生这样传授经验：“用了火星文，就算被老师抓到也不怕。她没有时间和心思去研究我们在纸条上的‘鬼画符’。”
任何借助语言的表达都是有局限的，都是不完整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曾经注意到，在希腊哲人那里有两种特殊的写作方式，一种是所谓“俗白写作”（exoteric writing），另一种则是“隐晦写作”（esoteric writing），后者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人经过反复琢磨才能领会。所谓“隐晦写作”，有点像中国人通常说的“微言大义”或“春秋笔法”。不过，这与其说是一种技法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一方面，表面上人类“掌握”了语言，然而事实上任何一种“俗白表达”都不可能完整地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想；另一方面，特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决定“隐晦写作”是不可避免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一本《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畅销书，讲的是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情感需要，两性只有互相理解才可能和平相处。其实，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同观念，即使是用相同的词语也会表达出不同的含义。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在心底里却又像是来自不同的星球。面对环境的限制与语言的贫乏，其实谁又不是在“用火星文写作”？区别或许只在于形式，只在于你抛出的文字究竟有多少人能听见，并且心领神会。
这种默契，用二十一世纪的中文表达起来就是——“你懂的”。
【第42节：背着国家去旅行】
背着国家去旅行
就在中国的“泡沫股”还在探底的时候，中国的“口水股”仍旧日日暴涨。2007年底，几个中国人在华尔街的骑牛照，更是引来了口水无数。有人由此得出结论，断定中国人素质差，然后又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如此推衍，颇有点“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荒诞。
跑到华尔街骑牛着实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人类将其他的动物拉来当牛做马骑一骑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更何况，对于还没有完全走出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牛还是很有亲和力的。当你三五成群，走在言语不通、金发碧眼的美利坚，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头说哑语的牛，难免会产生一种“水牛无国界，他乡遇故知”的错觉。一时冲动，骑了上去，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
有人说，华尔街是投资者的圣地，在此意义上这牛基本上就算是“圣物”了。这一点我并不赞同。即便你说这头牛是“圣物”，充其量也只是拜物教的圣物，与神圣无关。你可以要求别人爱护公物，但不能让别人都去崇拜这头牛。
相反，我倒是觉得那些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骑上华尔街牛的时候特别可爱。他们不只是爬上了牛背，而且在那一刻还让那头牛复活了。我甚至看到他们骑着牛从拜物教的金街走到熙熙攘攘的生活里去了。只可惜那些游客觉悟不高，没捎上一根笛子，否则便是一幅“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国画了。
在我看来，如此一情一景、突发奇想的举动并不能反映人的素质。在生活中，有人过得严谨一些，有人过得活泼一些。仅此而已。
然而，透过一系列的讨论，我却发现两个典型的逻辑问题：其一是“言必称国家”，其二“言必称国际”。
第一点大家看见了。当那几张华尔街骑牛照被发布到网上后，立即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其热烈程度令人匪夷所思。仿佛每个中国人在出国时都变成了蜗牛，走到哪里都要背上一个脆弱的“中国壳”，都要对这个壳负责，任何过错都是对这个壳的不敬不爱。顺着这种逻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大骂骑牛者“有辱国格”了。仿佛这些人骑的不是牛，而是自己的国家。这种拖家带口式的价值观显然是过于夸张了。
至于“言必称国际”，这种说辞常见于人们做坏事时“与国际接轨”、“以外国为师”。在具体的争论过程中，有人拿出相关照片，以“外国人也是爬牛的”来举证中国人爬牛的合理性。言下之意，国际友人都骑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悲愤者甚至会想到，难道我们就低人一等么？
有些中国人时常被另一些人批评为“无耻”，然而，每当我分析他们的言辞，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无耻，而是“无逻辑”。当然，无耻的人通常都是不讲逻辑的。
记得有一年，有位中国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被美国记者问到人权问题时，他的回答让我一时惊诧不已，至今不能忘。其大意是：你们美国人不要总是批评中国人权有问题，你们自己也不怎么样，你们总是这样指责我们，用中国一句古话来讲，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好一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点中国文化底子却又没有完全吃透的人一定会认为这个回答很妙。然而，它是经不起推理的，也是不合时宜的。道理其实很浅显，点灯是百姓该有的一项人权，而违法人权却不是一项人权，更不应被政府推崇。中国可以强调本国人权问题正在妥善解决，但并不能将美国人权有问题作为中国人权有问题的合法性条件。
没有不合逻辑的自由。类似不合逻辑的事，时常会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阿Ｑ。阿Ｑ当年想摸小尼姑，小尼姑不让，于是阿Ｑ就为自己打抱不平，“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中国人跑到华尔街骑牛，理由纵有千种，但是如果坚持认为外国人能干的事，我们也能干，那就有问题了。总不见得你去罗马游览，看到满地都是小偷，你也入乡随俗了吧？
【第43节：国破山河在】
国破山河在
若干年前的一个冬天，我路过巴黎。当我顺着圣？米歇尔大道，鬼使神差走进了巴黎大学，天空中突然飘起雪来。一个月后，在一封申请就读巴黎大学的信件中，我对未来的导师有了这样一段表白：那个雪天，我走进索邦，站在楼内的小广场上，望着纷纷扬扬、从天而落的雪花，激动不已。我想俯下身去，亲吻地上每一块石头。因为这所有着七八百年历史的大学，古老得让我心碎；因为它承载了现在以及它最初的文明，未曾断绝。
这样的措辞，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也许是过于浪漫了。不过，到过巴黎的人，多半是会惊叹这座城市的古老的。东张西望、停停走走，那些古旧的道路、屋舍、桥梁甚至包括城中墓园，都会给你一种穿越千年的时间感。这座城市，虽然也发生过法国大革命，虽然也拆掉了巴士底狱，但是从整体上说，任凭国王、总统走马灯似地更换，你方唱罢我登场，其本土的历史文化依旧保存完好。
社会比国家古老，也更令人敬畏。国家破碎了，政府倒台了，但是社会还在。甚至在希特勒入侵法国的时候，为了使巴黎这“文明的现场”免于战火，巴黎人选择了妥协，使之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种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做法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确了，然而你又无法将之简单归类于“投降主义”。时至今日，也很少有人会苛责当年“弃城”的巴黎人。其背后的逻辑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即使国家破碎，只要社会还在，历史还在，终有起死回生之日。
杜甫曾经感慨唐朝的衰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如果这“山河”是社会，事情恐怕还不至于让人彻底绝望，毕竟任何国家也都是建立于“山河”（社会）之上的。相较而言，最可怕的情形恐怕还是“国破山河破”和“国在山河破”。
前者主要体现在异族入侵之时。这方面，中国的历史茶几上已经摆放了足够多的“杯具”。最惨烈者莫过于两军交战时的屠城之祸；而在宋朝末年，更有十余万人随末代皇帝在广东投海，仓皇之间上演了一场“社会为国家殉葬”的历史大悲剧。在前现代国家，由于国家与社会捆在一起，纠缠不清，又无合法更换政府的途径，社会像一窝鸟蛋一样装在一个鸟巢里。所谓“覆巢无完卵”，当国家分崩离析，社会难免随之彻底破碎。
至于后者，则主要发生在大革命年代。在革命政权初立之时，乌托邦理想还在，为了开辟新生活，革命者往往会重新计算时间，笼统地将此前的社会定义为“旧社会”并加以彻底否定。也就是说，革命者不但要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且要建立一个与传统割裂的“新社会”，以此表明革命的必要并展现革命的成果。这种激进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已经表露无遗。激进的革命党人肆无忌惮地否定自己的传统，以至于像爱德蒙？柏克这样的思想者忍不住奋笔疾书，在英伦写出《法国革命论》这样的长篇大论，责备同时代的法国人是在“做没有本钱的生意”——既然你否定历史上的一切，你这个民族就只好从此白手起家了。
回想新中国六十年沉浮、两个三十年的消长，其成败得失莫不在于国家与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基于对权利的普遍信仰，今日中国社会一点一滴收复本当属于自己的领地，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与个人的边界，也是中国当下最真实、最有希望的革命。文明的累积、历史的加法、秩序的演化与拓展……恰恰是这场“新革命”，在告别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使几乎陷于绝地的新中国在社会自由自我的生长中开始脱胎换骨，一个满眼生机的“新新中国”将由此应运而生。
唐德刚说，中国需要两百年穿越“历史三峡”，直下宽阔太平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另外一幅图景：中国就像一艘夜航船，过去是在黑暗的海洋上航行，周围是黑的，船上也是黑的。而现在呢，船上开始有了照明，船舱里还有人开party、上网、恋爱、大声歌唱，普通人的日子似乎过得亮堂舒展了，但周围还是一片黑暗的海洋。
至此时，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虽已灯火通明，中国向何处去？而正在崛起的社会，能否把握这艘中国航船的方向？
【第44节：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1）】
第二部分：自救与自由
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易卜生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