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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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高处》作者：熊培云

内容简介：
　　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小环境改变厂，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自由在高处》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自由。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人生的领导者。那些能够带领干军万马的人，未必能带领好自己。要么成为自己，要么一无所成。
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
熊培云说：“不自由，仍可活。”


【第1节：自序（1）】


自序
　
因为无力，所以执着
　
？——我为什么要写作？
　
转眼之间，离开巴黎已经几年。我时常怀念自己在那里求学、采访与简单生活的日子。我从不讳言，虽然孤身一人，但我在巴黎度过了一生中迄今最难忘、最美好与最纯洁的时光。而我所学到的，与其说是在巴黎大学的课堂，不如说是在巴黎这座城市。我写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散文，也多是因巴黎有感而发，这是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乡愁。因了这种乡愁，归国后虽然终日忙碌，但有机会我总还是想着在巴黎转转，哪怕只为匆匆几天的停留，为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为心灵做个深呼吸。
　
2010年初春，我去日内瓦参加第四届世界反对死刑大会，顺道又一次去看米哈博桥。“河水走了，桥还在。日子走了，我还在。”今年昔我，久别重逢，看着静静流淌的塞纳河水与浅绿色的米哈博桥，以及河边一棵棵刚刚长出新叶的老梧桐树，真有一种莫名的想写点什么的冲动。不幸的是，当时我忘了带笔，手机又早早用光了电，什么也记不下来了。我在河边找来了小石子与断树枝，却无法捉着它们在纸上画字。因为在香榭丽舍大街另有约会，在桥边焦虑与流连了近半个小时后我只能匆匆离开。坐上RER，这是我上学时天天搭乘的快速铁路，沿着左岸，不到半小时便可以到达先贤祠边的巴黎大学。而此刻，我只能透过侧顶倾斜的车窗，无奈又无助地望着米哈博桥上的天空朝身后奔跑。我多么想记下自己的所想所爱，却找不着一支笔，并因此彻底失去了内心的安宁……那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与绝望，我至今
　
未忘。
　
我曾经在微博上写过这样一段话：“当农民守不住自己的土地，法官保不住自己的良心，警察看不住自己的房屋，千万富翁会被灭门，而你握不住手里的笔……这样的时代，没有谁比谁更幸运，只有谁比谁更不幸。”想必是因为切中了时代的某些症结，这条微博很快被转了近千次。不过，谢天谢地，我还不是那个握不住笔的不幸的人。虽然还不能尽情表达我的所思所想，也不像《潜水钟与蝴蝶》里的主人公那样只能靠着眨眼睛来写作，但我总还是想方设法将自己的表达空间撑到了最大，如《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出版。
　
我不曾失去手中的笔，不知道无以表达者的痛苦。直到那天，当我在塞纳河边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助感，一种失去了写作能力的悲哀，我才真正意识到思考与表达对于我来说有着怎样无可替代的意义与欢乐。我知道，如果失去了手中的笔，我将惶惶不可终日；如果失去了自由思想的权利，我的生命将不复存在。
　
（一）
　
感谢我的父亲，一位憨厚而怯弱的农民，在我五岁那年，从生产队给我买来了一支没有花纹的铅笔，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支笔，也是父亲给我的最大恩情。写到这里，我差点要掉下泪来。还记得那个夏日的傍晚，我光着膀子，将铅笔别在小短裤的松紧带上，在村子里四处炫耀。虽然那时还不知道这支笔对我意味着什么，但我的确非常喜欢它，知道它很重要，并且感受到了它可能给我带来的求知的乐趣。这也许就是人的天性吧，我天生好学，在我还未入学的时候，因为能做五年级学生给我出的数学题，而且喜欢眨眼，我已经是闻名于方圆几里的小天才了。
　
我的乐趣并不在数学，而在语文。十五岁时，我上高二，在学校办起了文学社，开始给各年级送一份由我亲自刻写油印的文学刊物。所以我一直说，在考上大学，提着笔杆子进城之前，我最初的想法是要写诗歌或者小说的。那个年代，诗歌未死，乌托邦还在，小说依旧寄寓青春梦想。只是时光流转，阴差阳错，多年来我诗只写了几首，小说未着半字，评论倒是写了一千篇。
　

　　
【第2节：自序（2）】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近几年，不少写诗歌或写小说的人也开始改行，该出手时就出手，做起了评论员来。这一切转变，恐怕是中国这光怪陆离的现实，让那些以想象为业的人对自己的想象力绝望了吧！人们时常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无穷，给了这个世界无以数计的神奇景观。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传奇，它的创造力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试想，在平常寂静的午后，当你翻开书页，怎会在某篇小说中读到“躲猫猫”、“被自杀”、“牵尸谈价”、“临时性强奸”、“恨爹不成刚”等诡异的章节，狰狞的诗意？
　
和现实相比，诗人与小说家不但输掉了想象力，而且输掉了修辞的能力。难怪有人说，转型期的中国不需要小说了，诗歌也一样——现在需要的是评论。而我，正是在这一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并由着自己思考问题的乐趣，卷入到评论写作中来的。
　
还记得十几年前，我刚参加报社的工作没多久，有机会开专栏写评论。而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领导之领导下达的小要求：“评论可以写啊，但不能有观点。”好在事在人为，这个“第22条军规”并没有完全阻碍我的成长。2002年，在大学毕业六、七年后，我辞去了第一份工作。回想那次辞职的过程，其间不乏惆怅与纠结。在此之前，因为希望报社能给我一个外派的机会，再加上日报是以日为工作单位，醒来就得继续工作，不能对未来做一个很好的打算，为此蹉跎了不少岁月。直到一个清凉的夜晚，我下完夜班准备回家，就在我独自走下报社大楼去开自行车锁的那一刹那，像是突然被电击了一样。我听到了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嘿，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机会呢？你年轻，还有梦想，你能为自己决策。那个有决策权的你为什么不给有梦想的你一个机会呢？你为什么不让他去试试呢？如果连你都不肯给自己机会，谁还会给你机会呢？”
　
是啊，我是自己人生的领导者，我不能因为不给自己机会而荒废青春。那一刻，我找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清明与力量，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让自己给自己机会。就这样，几个月内我很快办完了赴法自费留学的手续。你得承认，对于一个农家子弟而言，这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少留学生都是父母大把大把给钱，而我在留学时还必须每年给乡下父母寄一些钱，包括其间母亲做手术的费用。不是说了吗，我是家里的“临时政府”。当然，即使如此，日子过得还算宽裕。毕竟此前工作的几年，我做过一些兼职，还有一些积蓄。虽然不是很多，但在这点上，我对原单位及曾经效力过的网络公司还是感恩的。我因此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财务自由，并且体会到了财务自由给我的人生带来的便利。所以，当有的年轻人向我感慨不知道将来做点什么时，我会给他们两个建议：如果不想浪费光阴的话，要么静下心来读点书，要么去赚点钱。这两点对你将来都有用。
　
临行话别，报社有位兄长和我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在一个广场上，人挤人，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如果你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就知道周遭的种种拥挤对你来说其实毫无意义。尽管我正是这样做的，这段话似乎也只是为了表达对我辞职留学的赞同，但我不得不说，它对我很有启发，仿佛为我的离职出走赋予了一种特别的内涵。这算是我现在谈论的“自由在高处”的最早一点机
　
缘吧。
　
乔布斯说，“你须寻得所爱。”这个问题在我少年时便已经解决了。我知道一生所爱，除了思考与写作，我的生命别无激情。我需要寻找的只是一个更开阔的平台，打开自己的世界。而这一切，在我跨出国门后，都顺理成章地解决了。从今往后，我可以为任何华文媒体写作，接受他们的约稿。在身份上，我不再属于任何一家单位，我感受到了什么是“面朝社会，春暖花开”。更重要的是，我在空间上远离了国家，在时间上找回了自己。
　

　　
【第3节：自序（3）】


（二）
　
感谢互联网。虽然十几年来，我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都花在了网络上，这点让我时常深感不安。我是原报社最早自费上网的人。1996年，也就是在报社大楼统一接入互联网的前一年，我花了近两个月的薪水，约四千元，包括买一只猫（调制解调器）并预付一年的网费。现在“信息成灾”，新一代年轻人或许已经无法想象生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我们对网络信息何其渴望。而我始终相信，一个努力拓展言论自由的人，一定不忘拓展接受信息的自由，因为二者密不可分。只有奠基在接受信息自由基础之上，自由言论才更牢靠，更真实，更全面。
　
而我面对公众的更自由的写作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其后几年间，伴随着互联网言论的兴起，各大纸媒都开始意识到了过去单一的新闻纸已经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它还需要观点，需要评论纸，需要观点新闻。拜互联网之所赐，直至今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许多报纸都开辟了一到两块甚至更多的评论专版，而且一些电台、电视台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在中国各地寻找评论员。
　
人人有话要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悄悄来临。然而它又是那么似曾相识，续接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自由言论，一切势必要昔日
　
重来。
　
打开历史，游目骋怀，倾听两个时代的心跳。谁也无法否认，在那个已然逝去的时代，当年的才子佳人们是何等意气风发！借着一次次无意有缘的相遇，我陆续了解到了杜亚泉、胡适、王芸生、董时进、张佛泉、储安平等睿智而坚定的评论家与思想者。从《东方杂志》、《独立评论》到《大公报》和《观察》，从散见于各处的农村问题讨论到宪政问题研究，一切都让我相见恨晚、无比震惊。相见恨晚是因为我不曾在教科书上得到我最想得到也本该得到的知识，而无比震惊则在于当代中国人扭扭捏捏讨论的许多真问题，杜亚泉、胡适那代人在上个世纪初已经充分讨论了，甚至包括“孩子是否需要读经”这样的小问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那代人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比现在还要深刻。关于这一点，2008年夏天，在我终于通读岳麓书社十卷本《独立评论》时更是叹息不止。
　
大概十年前，我借《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梳理胡适的思想，算是阅尽历史的玩笑与鬼打墙；同样，当我用一本书（《重新发现社会》）的篇幅来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时，发现杜亚泉——这位比我恰好早生了整整一百年的思想巨子，只用一篇四千余字的政论便将我要说的道理全讲完了。这样的时候，你是欣慰多一些，还是绝望多一些？
　
然而，我们总还是有些事情可做。记得几年前在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