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花六照--梁羽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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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这个神话，所以心理学上又有一个名词，叫做“水仙花情意结”（narcissus plex），意思便是“自恋狂”。不过心理学上有“自恋狂”的男子，却不一定像narcissus那样漂亮，而只是极端的“自我欣赏”罢了。有自恋狂的男子，多是心理上极端内向，而自尊心和自卑感都很浓厚的人。
西洋诗歌也有不少以水仙花为题材，最著名的是法国象征派诗人paulvaléry的《水仙辞》，此诗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当时的法国诗坛有人评论道：“有一件比欧战更重大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paulvaléry发表了他的《水仙辞》！”这首长诗写得非常晦涩，据说一百个人看了就有一百种不同的解释。对于象征派的诗我不懂欣赏。法国当时的诗坛对valéry的诗那样推崇也正是代表了一种颓废的倾向哩。
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故事太悲哀了，比较起来，还是中国的神话令人心情欢悦。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老妇人名叫姥姥的，寒冬之夜梦见“观星”落地，化作水仙一从，又美又香，就吃下去了，醒来生下一女，非常聪明，因名“观星”。“观星”既是“天柱”下的“女史星”，所以水仙一名女史花，又名姚女花。美丽的少女既是天上的星宿化身，又是清丽绝俗的花魂化身，真会引起诗人无限遐想。
日本汉学家的水仙词
作者：梁羽生
中国文人以水仙花作题材的诗词很多，不足为奇；但在日本人中，也有人用中文写的水仙词，而且写得很好，这有点“特别”了吧。这个日本人是十九世纪中叶著名的汉学家野村篁园，他写的水仙词调寄《被花恼》，如下：
碧湘波冷洗铅华，谁似绝尘风度？一笑嫣然立瑶圃。铢衣剪雪，银铛缀露，好入黄初赋。梅未折，菊先凋。檀心独向冰心吐。
环珮碎珊珊，暗麝穿帘细如缕。低鬟易乱，弱骨难支，月洁风清处。怕仙魂直趁楚云归，把瓶玉寒泉养妍樗。爱澹影，闲伴芸窗灯半炷。
“黄初赋”即曹植的名篇《洛神赋》（黄初是魏文帝曹丕的年号）。曹植的《洛神赋》写于黄初年间，而他所恋的“洛神”正是他哥哥曹丕的妻子甄后也。本来根据古代的传说，洛神乃是宓牺氏之女宓妃，溺死洛水而成洛神的。但曹植的《洛神赋》则另有所指，是借宓妃的故事来抒发他对意中人甄后的怀念的。这个甄后是当时一个军阀甄逸的女儿，曹操打败甄逸掳了他的女儿回来，不给曹植，却给了曹植的哥哥曹丕。因此曹植作的这个赋，本名《感甄赋》，后来才被魏明帝（曹丕之子）改为《洛神赋》的。
这个传说不知道真假，但从此之后，诗人就把水仙花当作“洛神”的化身了。例如上一篇说的清代诗人龚定庵所写的《水仙花赋》，就是取材于《洛神赋》的。
锦心绣口笔生花——“沟通艺术”的对话
作者：梁羽生
甲：喂，喂！你在读什么书，读得这样入神？我是特地来找你的，你竟然连令郎为我开门的声音都听不见。
乙：对不起，我正在读陈耀南博士的新著《中国人的沟通艺术》。不是你走到眼前，我还不知道你已经进了房门呢！
甲：这本书何以令你如此着迷？
乙：你总应该知道陈耀南是谁吧？
甲：我知道他是“一身而二任焉”，教授兼作家。
乙：不错，他在这两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他讲文学课程往往中外兼陈、古今并列，擅言辞，多妙喻，听课的学生没有觉得闷的。写文章呢，也是不拘一格，骈、散、诗、词，件件皆能。不过以散文写得最多，尤其擅长于说理的散文。真是为文则显风格于庄谐雅俗之间，授课则见妙趣于缕析条分之际。
甲：好，请言归正传吧。
乙：稍安毋躁。你以为我说的是“闲话”吗？
甲：请别误会。其实是“闲话”也不打紧，在适当的地方插入一些“闲话”正是散文的特点。
乙：可是我刚刚说到陈耀南的散文，这“闲话”就给你打断了。
甲：是我不对，请继续说你这不是闲话的“闲话”。
乙：你说得对，许多堪称绣虎雕龙般的文字或者语言，就是从“貌似寻常”的“闲话”中道出来的。不仅“闲话”，连夸张都是一种艺术呢。你熟读中国文学史，想必知道像《左传》这样优美的文字，得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称赞为“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的叙事文，都有学者认为其文字失之浮夸，有文胜于质的毛病呢。
甲：所以这就引来了现代文史学家刘大杰的评论，认为“这都是那些死守六经为文章的正统的迷古派的意见”，“他们所说的浮夸与文胜于质，正是中国散文的艺术的进步”（见刘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刘氏说的不无道理。
乙：可我从陈耀南的文章扯到了《左传》，你不嫌这个圈子兜得太大吗？
甲：我倒觉得你好像已经“入题”了。
乙：你终于看出一点眉目了。陈耀南这本《中国人的沟通艺术》，类别并非创作，而是古文今译，所举的例子，都是从《左传》、《战国策》、《国语》、《史记》等等古典名著中挑选出来的。陈耀南得兼“文”、“口”两才之美，自是得力于熟读这些名著之功。其实，甚至不必打开这本书，单单看书名的副题，也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甲：是啊，这本书书名副题是“锦心绣口笔生花”，说的当然是和语言文字有关的艺术。陈耀南在这两方面都出色当行，难怪吸引你了，对吧？
乙：这正是我心中的答案。
甲：但你说的另一句话，却似有点语病。
乙：是哪一句？
甲：你说这本书依类别不能划为创作。其实翻译也是一种创作，或云再创作。翻译也需要心思，甚至有时可能比创作更花心思。没有他的精彩译笔，你自是可以读得懂原文，但许多年轻学子就未必啃得下那些古典名著了。何况，他也并非全部直译，还有意译和改写，还有补充说明，说明其前因后果。这些都是有助于读者了解的。总之，是否创作，不能机械划分，你同不同意？
乙：高见，高见。如此说来，“锦心绣口笔生花”这七个字，也可以用来送给陈耀南了。
甲：当然可以。你刚才不是提到有关《左传》的文质之辩么？陈耀南在该书的“导言”部分说到语言艺术时，他提出十六个字的准则，就比刘大杰说得更加全面。虽然他这十六字，并非专为论证《左传》的语言艺术而设。这十六个字是：“知己知彼，合情合理，有质有文，不亢不卑。”
乙：哦，原来你也看过这本书的，看得比我更仔细。该轮到我问你对于这本书的意见了，最好跳出学院派的范围。
甲：好，那就一跳跳到“今天”吧。你看我们所处的时代像不像春秋、战国时代，尤其像《左传》与《战国策》所写的那个战国时代？
乙：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记得好像是在四十年代初，中国内地出版的一本综合性半月刊，名称就叫做《战国策》。
甲：我的问题，不局限于中国，是就整个世界而言。
乙：今日世界像不像战国时代，我说不准。你说呢？
甲：那就再来一个时空跳跃，让孟子先说。春秋、战国在孟子口中，乃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时代。古代的圣王，能让万众归心，靠的不是政治独裁，更非军事镇压，靠的只是道德力量。孟子说的“圣王不作”和庄子说的“圣贤不明”，往往被人相提并论，说的差不多是同样意思。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偶像和权威都已消失，也没有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了。于是列国纷争，各行其是（失了共主，诸侯放恣）；不是掌权的知识分子，也都各自有各自的主张，各自有各自的信仰（失了共识，处士横议）。这就造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乙：这样说来，倒是有好有歹呢。
甲：春秋战国的时代，就学术思想而言，本来就是个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
乙：就算今日世界和春秋战国时代相似，却又和陈耀南的那本书扯得上什么关系？
甲：那本书说的虽是语言艺术，但其所举的事例，大部分却是发生于春秋战国这个时期。
乙：那又怎样？
甲：“古为今用”你懂不懂？
乙：哦，你是说陈耀南在借古讽今么？或者这只是你的意思呢。
甲：或者是吧。不过我作此想，亦是有根据的。
乙：什么根据？
甲：你翻开“导言”所举的例子仔细看看，有许多例子，说的不管是国家大事也好，是个人应对也好，你都“似曾相识”，可以用以喻今。
乙：好，我一定再三看看。但不管你猜对猜错，我都佩服你独到之见。
甲：不算独到之见吧，我只是依书直说。你可以多问问几位有学问的朋友，听听他们是否也有同感。
乙：我有一事不明，倒要先问问你。
甲：请说。
乙：你对陈耀南其人其书的了解，好像都比我深，为何还要特地跑来问我？
甲：客气，客气。我是想集思广益。
乙：如此郑重其事，真是小题大做。
甲：不是小题大做，是大题小做。
乙：吓，“大题小做”，什么意思？
甲：实不相瞒，陈耀南请我为他的书写一篇序，这可是涉及古代的语言艺术的，题目够大了吧？
乙：啊，他找你写序文，我还以为你们是尚未相识的呢。
甲：世事多变化。前两年他来了悉尼，和我住在同一个区，距离只有五分钟的车程，几乎可以说得是近邻。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之命，岂敢推辞。但他的书是“三有”，而我却是“三无”，无锦心，无绣口，更无生花妙笔，又怎能侈谈什么语言艺术？无已，只好找个有学问的朋友聊聊，说不定可以聊出一点名堂，便可聊以塞责。这就叫做大题小做。
乙：其实你心中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好了。黄遵宪诗云：“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管他什么“三无”、“三有”。
甲：我心中想写、口中要说的只得一句。
乙：一句话怎可当作“题词”？
甲：勉强也可以凑成一首打油诗，但翻来覆去，其实也只得一句，而且还是借用别人的成句。
乙：这倒是前所未闻的了，姑且说来听听。
甲：请听：
锦心绣口笔生花，妙语奇文两足夸。
读罢只能题一句，锦心绣口笔生花。
乙：原来你借用的成句，就是陈耀南那本书的副题，“起句”是它，“结句”也是它。这是仿苏东坡的题庐山诗体——那首诗也是两用“庐山烟雨浙江潮”这一名句。虽然前后两句相同，但各有所指，不能算是重复。不过，寥寥二十八字，且还是打油诗，分量究嫌不够。
甲：既嫌不够，那就惟有把你我的“对谈”搭上了。
乙：谁叫我们是朋友呢，无可奈何，由得你吧。请请。
甲：多承相助，无以为报。谢谢。
——“对谈”结束。
（一九九六年五月悉尼）
看澳洲风流 盼大同世界——序张奥列新著《澳洲风流》
作者：梁羽生
我和奥列相识，可说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前年冬天，悉尼澳洲华文作协选出十名杰出青年作家，奥列名标榜上。我应邀出席颁奖典礼，代表来宾致词，并作为颁奖人之一。但说来惭愧，我可还没有读过奥列的作品。颁奖过后几个月，我才收到他赠送的第一本书——在中国出版的《悉尼写真》。我依稀记得他获得的是文艺理论奖，心里想：“没想到他倒是一位多面手呢。”更没想到的是，一开卷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