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规则-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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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门朋党
官场关系中有一种关系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师生和同门关系。这是由古代官场选官的科举考试产生出来的。
科举考试设有主考官，唐宋时称“知贡举”，明清时称“主考”或“总裁”。科举中试或及第者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唐代始将同榜及第进士称为“同年”；宋以后以同榜登科者为“同年”；至清代，凡生员（俗称秀才）同时被选拔为贡生，以及乡试同榜中举，会试同榜取为进士，均称为“同年”。
座主、门生、同年等新的称谓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官场上新的人际关系的产生。读书人应试，企盼金榜题名，因而对选拔自己的主考官看得格外重要；而科举制度规定，新科进士要拜谒主考官，也正是要体现这一层关系。及第者自称门生，把自己与主考官紧密联系在一起，希望日后能得到重用和关照；而主考官看中新及第者，也是希望日后有所回报。官场风云变幻，凡当官小人物，大都希望能够多联络一些关系，以保证步步高升，久居官位而不衰。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座主门生关系、同年关系也就越来越被官场上人物视为必然，而彼此之间相互关照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种科举制度造成的特殊的人际关系很快就被官场人物作为升官保官的的一种新资源。
清小说《官场现形记》里面讲有一个师门升官的故事：一名原来失意落魄的守门人，因为自己有了师生和同门的关系网络终于时来运转、升官发财。
过富原是杭州城门的小看守，自从做官以来大约有17年了。上面上司，几任巡抚看他上代的面子，让他做过几趟差使。无奈他过富没能耐，不是办得不好，就是闹了乱子回来。所以后来的历任巡抚都引以为戒，不敢让过富做事情，只叫他去看看城门。
不久本省抚台刘中丞出了乱子，巡抚接二连三都被人参上几本。事情闹大了，朝廷下放钦差查办刘中丞。刘中丞是过富的上司，但是巧的是，这次来查办的钦差刚巧是过富中举的老师。钦差随带的亲信官员中，有一个叫达旗的，官居刑部员外郎（相当于司法部的副司长），曾和过富同榜中举，二人有同年关系。
在钦差大臣进驻杭州办案之后，过富就今非昔比了，前来办案的正钦差是他中举的老师，正钦差的心腹亲信达旗又是他的同年兼同门，年谊加上门谊，人情叙起来非比一般，加之钦差又有意叫达旗和过富俩人多亲近，于是“没有一天不碰头两三次”，亲热得不得了。过富这时正式的差使虽然还是“看看城门”，实际权力却不止如此。
套拉拢（5）
钦差的一举一动，刘中丞都让人监看着。自从过富、达旗二人要好起来，一班耳目早已飞奔报给刘中丞。刘中丞得了这个信，便传两司来商议。官员臬台老练地说道：“既然过富是钦差的门生，少不得将来要照应他的。大人不如先送个人情给他，一来过富感激大人的栽培，各色事情没有不竭力报效的；二来叫钦差瞧着大人诸事都有他的面子，他也不好不念大人这点情分；三则过富既同钦差随员相好，也可以借他通通气。好在目下支应局、营务处、防军统领出了几个差使都没有委人，大人何不先委他一两桩？这个人情是乐得做的。”抚院听了甚以为然，立刻应允。等到两司回去，未到天黑，札子已经写好，送到过富家里去了，请过富来见。
同日刘中丞称自己生病了，吩咐巡捕官关了官府门，凡有官员来见的一概不见客，只传了过富进去，又把过富请进内房，以示要好之意。等到过富进来，刘中丞已站在那里等候许久了。
二人先是以上下级官礼打躬归坐。刘中丞穿的是便装，也没有戴大官帽子。见了面，刘中丞先让过富脱了官帽子，又问：“便衣带来没有？”
过富胆怯地回答“没带”。刘中丞便同自己的手下说道：“我的衣服过大人穿着还合身，快去把我新做的那件实地纱大褂拿来给过大人穿。”此时过富在上司刘中丞口中已成了“过大人”。
手下答应着，没去多久，取来套崭新的衣服出来给过富穿上。过富还没在椅子上坐安稳，刘中丞就说：“今儿天早得很，只怕没有吃点心。”又叫手下去拿点心，“我同过大人一块儿吃。”
很快，点心摆了一大桌子，二人先吃起点心来。刘中丞见过富头上汗珠有黄豆大小，滚了下来，又赶着叫过富快快脱了大褂，又叫过富把小褂一齐脱掉，吩咐管家绞手巾，替过富擦背。
这一切招待完毕，刘中丞才对过富说要委派他两个差使：一个支应局，一个营务处。支应局是晚清地方大员为就地筹款而设立的非正式财务部门，营务处则是晚清政府成立的军事衙门，相当于地方财政厅与武装部，都是肥差。过富大喜。
在地方正式的官场结构中，刘中丞是过富的顶头上司，完全犯不着如此屈尊向下属示好。如此那般地闭门谢客，单独约见过道台，又是馈赠衣物，又是送点心，又是叫管家擦背，殷切招待过富，到最后还要送官位，一下子让过富的官位升了好几级。
过富能升官，就在于他有师门这一关系。这是一种官场上的威力很大的隐形权力，所以历来为官场小人物所倚重。
过富倚师门升官不只是小说中的事，现实官场像这样以师门朋友关系起大作用的，比比皆是。乾隆—嘉庆朝封疆大吏勒保的一段自述可以说明。
勒保说：我刚刚到成都府当通判时，因为不讨上司喜欢，时常遭到呵责，同僚们见风使舵，都对我爱理不理。每次到上级衙门排班参见、禀报公事时，竟也无人理睬。所以一直非常郁闷，只是家里穷，不敢挂冠而去，只能忍气吞声。
有一年，听说某人要来四川当总督了，此人正是我十年前的故交，因此心中窃喜，又不敢告人。总督将至，我先到郊外迎接，但总督没有见我，有点失望。总督到了成都城外，我去拜见，又被挡了驾，更失望了。到了行辕（总督衙门），大小各官，纷纷晋谒，都得到接待，唯独没有接见我。我的名帖已递上去了，所以又不敢径自离去，天气又热，直等得汗流浃背，心中忿恨欲死。
套拉拢（6）
正踌躇间，忽然听到传呼：“请勒三爷。”不称官名而称行辈，是朋友圈子内的称呼。所以这声称呼，让我恍如羁囚忽闻恩赦，立即整理好衣冠，疾趋而入。
却见总督不戴官帽，立于檐下，指着我笑骂：“你太无耻，这个样子来见我。”我下跪行礼，他则拉起我，说：“不要你磕狗头。”还叫他的随从帮我解除衣冠：“为勒三爷剥去狗皮，带到后院乘凉饮酒去。”
总督越骂，我越欢喜，因为这个待遇，显然表明总督不将我当外人。因此在后院中把酒话旧时，我就有点飘然欲仙了。今日封侯拜相，也比不上那时快乐。
当时众官还未散去，见到我与总督这般亲密，都感到震惊。我饮到三更回来，知府、知县还在衙门中等我。我一回来，他们便拉着我的手，问总督有什么指示。从此，成都的官员每次见了我，都是逢迎欢笑，争着与我套近乎。而我勒三爷还是当初的勒三爷，官场炎凉之态，言之可叹！
上面这则故事收录在清人葛虚存辑录的《清代名人轶事》中。勒保当时的官职是成都通判，相当于成都市副市长。在清代正式的权力结构中，通判是知府的佐官，正六品，协助知府理事或分掌粮运、督捕、水利等。
官场派系林立，明争暗斗，能够建立自己的“官”系网是一部分小人物追求的目标。建立自己的“官”系网后，处在网中，才能相互维护，做起事情来方便，所谓船大不怕浪高，纵然出差错，帮助维护的人也会很多。升官保官都缺少不了 “官”系网，而自己的师门和朋友正是自己的“官”系网中的重要人物。
●亲不亲故乡人
在古代官场上，同乡关系是除了亲属、裙带关系以外最亲近的关系。同乡之间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友情，即所谓“乡谊”。乡谊渗透在整个古代官场中，在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官场中小人物升官的又一条重要的纽带。一旦有这样的同乡靠山，小人物从来都不会错失良机，而是牢牢缠住这棵大树。严嵩就是靠死死缠住自己的同乡，从一个闲职官走上了权力的高层。
幼时的严嵩出身寒门，但严嵩非常聪明，通声律会诗词。严嵩的父亲是一位醉心于功名，而又久试不果的读书人，他把自己未酬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悉心栽培、苦心教养。孝宗弘治十八年，严嵩二十五岁时中了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严嵩被授翰林院编修官职。就在严嵩踌躇满志、雄心勃勃进入官场的时候，一场大病，迫使严嵩告病回籍，过起了默默无闻的隐居生活。
严嵩这一隐居就是十年。这么长时间的隐居并不是因为严嵩的病有多重，而是严嵩分析当时官场时局，知道自己机会还没来，也就是自己的大贵人还没出现。所以即使严嵩多么想在正当壮年时出山入官，还是忍耐了下来，而且这一时间当朝红人刘瑾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
没多久刘瑾触犯了皇上，自己及其党徒伏诛以后，严嵩马上于武宗正德十一年北上进京，还朝复官。这以后的十多年里，严嵩先后在北京、南京翰林院供职，虽然没担任过什么重要的官职，但宦海中的恶风险浪磨炼了他。严嵩对权力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体验，同时，也学会了能说会道、卑躬屈膝、欺下媚上。严嵩时刻不忘向上爬，他四处钻营，相机而动，一心要找个靠山、寻个门路。
套拉拢（7）
继位后的明世宗是一个不关心政事、只醉心于求仙问道的昏庸皇帝，祈求长生不老，大建醮坛，热衷祷祀；至于临朝听政，能敷衍就敷衍，将朝廷中的大事小情都交给一些宠臣代为处理。当时的礼部尚书夏言极受世宗青睐。
这个夏言正是贵溪人，也就是严嵩的老家江西贵溪人，是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对这样一个当红同乡，严嵩便把夏言认定，下决心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靠上这棵大树。
按科分算来，夏言是明世宗正德十二年中的进士，比严嵩整整晚了四科十二年，属于晚辈后生；但夏言的职务比严嵩高，权力比严嵩大，又是皇上眼前的红人，严嵩便顾不了许多，千方百计要打通这条门路。
严嵩借着老乡的缘分，时常找机会讨好夏言。有一次，严嵩在家里摆好了酒宴，派人去请夏言，谁知遭到了拒绝。仆人哭丧着脸向严嵩复命，严篙气得打了仆人两个嘴巴，训斥了一顿。打完了仆人，严嵩一盘算：今天请不到夏言，下次还请不来夏言，岂不是断绝了这条通天的门路？那不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了吗？
严嵩一急之下，决定亲自出马，他手持请柬前往夏府。这位夏言老爷，凭着出众的才干和过人的口才受宠于世宗，他为人方正，办事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