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十年2-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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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路行动小组来到了一幢楼房门前，这幢楼房的五层就是我卧底打工的假烟窝点。然而，此刻整幢大楼一片黑暗，铁栅栏门上悬挂着一把巨大的铁锁。楼门边的店铺也关门了，那个功夫茶的鉴定专家，我的老板，此刻不知道藏在了哪里。我无法断定这幢楼房里是否有人，整幢楼房一片静寂，一片黑暗，像一个巨大的坟墓。远处的路灯光透过树丛照射过来，让楼门前显得鬼影重重，阴森恐怖。
突然，远处响起了一声尖利的唿哨，城中村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行动小组事先已经考虑到了这个突变，他们一起摁亮了手电筒，突然，黑暗中口哨声大作，无数的砖块和石子从四面八方砸向手电亮光，有人呻吟着倒下了，有人大声疾唿，接着，手电光线一致对外，照见很多男人仓皇逃窜的矮小背影。
我听见副区长在黑暗中大声吆喝：“公安的，枪上膛，谁敢扔砖头就鸣枪。”行动小组迅速摆出了阵型，最外面的是手持盾牌的城管，接着是公安，最里面的是烟草和工商、交通等部门。
砖头没有了，可是却有石子，有人躲在黑暗中，可能是树后，可能是对面的楼层里，可能是草丛中，偷偷地用弹弓发射石子，石子打在城管的有机玻璃盾牌上，当当作响，声势惊人。不断有人中弹，不断有人发出呻吟声，有警察对空放了两枪，石子终于吓跑了。
铁栅栏门终于被启开了，行动小组立即登上五楼，又有十几个城管和警察站在门口，防止有人暗中混上楼去。我在楼下看到五楼的的窗口有手电光在晃动，接着，有人扛着假烟下楼来，我数了数，一共有20箱。
我长出了一口气。
后来听说，那天晚上的三路行动小组一共清剿了上百箱假烟。其中有一路查缴了几十箱假烟后，在小巷遇到假烟贩子的疯狂抢夺，双方激战片刻，公安赶到，假烟商贩们才丢下假烟落荒而逃。“这算一场不小的胜利。”事后，区烟草局的负责人说。
也是在后来，我才听说，负责当晚行动的副区长，其实不是副区长，他的行政级别尽管和副区长同级，但职务只是一名副处级调研员。怪不得当晚街道办把他的话不当一回事，在官场，一个副处级调研员的讲话力度，常常不如一名正科级，甚至不如一名手握实权的副科级。官场似海，深不可测。
那天晚上没有在现场抓住一个假烟商人，我怀疑是街道办的人通风报信了，或者是城中村的保安事先知道了消息，让假烟商人藏匿起来。那天晚上停驶在城中村的车辆也很少，在有限的车辆里也没有检查到一箱假烟，这很不正常。
第二天，全城的报纸都报道了前一天晚上的假烟清剿活动，但所有的稿件都只有四五百字，都内容相同，都来自于烟草系统的通稿。多少个部门多少人联合行动，查获了多少件假烟，对假烟商贩起到了怎样震慑的效果，人民群众又怎么拍手称快。这是一篇干巴巴的毫无生气的新闻稿件。一个小学二年级的，能识字上前的学生都能写出这样干瘪的稿件。
假烟是怎么制造的？制造假烟的都是些什么人？假烟的利润空间有多大？假烟销往哪里？假烟对人体有什么危害？这些才是读者最为关心的，然而这些稿件只字未提。这些拿着红包的部门“御用记者”压根就不想深究下去。
他们的懒惰和失职给我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觉得我比他们的水平要高好几个档次，只是命运让他们坐在写字楼里做了记者，让我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太阳下做了发行员。我觉得我应该主动出击，世间有很多千里马，却只有一个伯乐，当伯乐没有看到千里马的时候，千里马应该叫几声引起伯乐的注意。多年以后，当我有机会和这家报业集团的总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他总会说起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戏谑地说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愣头青，身上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那时候的我身无分文，胸怀坦荡，心中燃烧着强烈的渴望，所以无所畏惧。
这些年我一直会想起那天见到总编的情景。总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也许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人格魅力，才让全国各地的一流人才聚集在了他的麾下。
在见到总编前的一个晚上，我趴在出租屋的床上，用钢笔字书写了一份简历。和刚出道时不一样，这个时候的我已经知道了一份简历对一个人的求职成功会有多重要。我在简历中书写了自己这两年的暗访经历，并在简历的最后很煽情地引用了阿基米德的一句话：“如果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穷酸迂腐得让人牙疼。
然后，我在城中村外的一家打字复印店把这份简历变成了一份铅字。打字店老板收了我五元钱，让我一直心疼到半夜。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身了，穿着自己仅有的一套像样的衣服，对着钉在墙上的镜片把衣领捏了又捏，让破旧的衣领出现原来的棱角来，然后又蘸着水把头发梳成一个三七分的发型，骑着自行车出门了。
那天阳光灿烂，和风宜人，我骑着自行车，腰身挺得笔直，目视前方，我的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我一定要做这家报社的记者，我一定能够成为这家报社的记者。我像一个信心爆棚的拳击手一样，提着双拳走上拳台，像提着两把亮光闪闪的大刀，一出手就会将对方斩落马下。
我对自己说：如果这家报社不要我做记者，那就是他们的损失。想起来那时候的我真是狂妄到了极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也正是因为拥有这种狂妄，我才有胆量见到报业集团的总编——这个报社的很多中层领导都难以见到的人。
我总结了以前求职的教训，我不找报社的总编室，不找人事部，不找那些部门主任，我就直接要见报业集团的总编。
报业大楼门口有保安，保安盯着每一个进进出出的人，拦住每一个企图进入大楼的外人，然而，只要你经过报业大楼的大门时，昂首阔步，不看保安，做出一副很拽的样子来，即使你是生面孔，保安也就不会阻拦你的。这种办法我在很多地方屡试不爽，省政府市政府都畅通无阻，不过，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还没有试过。如果哪一天想见温哥胡哥，说不定就会试上一试。
我来到了报社大楼的一楼，径直走向电梯。尽管一楼的大厅有平面图，上
面写着每一个楼层的组织机构，但是我不能看，一看就会露馅。我装着很熟悉的样子，坐着电梯直达顶层。然后在几个看起来年龄很大的老者探寻的目光中，摸摸已经不再坚挺的衣领，器宇轩昂地走出电梯。
后来，当我再乘这部电梯的时候，我总是谦逊地礼让，让别人先走，我站在电梯门口伸出手臂，阻挡着随时会关上的电梯门，不管电梯里站立的是长者还是孩子，我总是最后一个走出电梯。然而，那天，为了让所有人相信我是这幢大楼里上班的人，我极力装出一副很拽的样子。
走出电梯，我看着门上的标贴，连连叫苦，顶层居然都是各位老总的办公室，刚才电梯里的那几位老者，可能都是这家报业集团的领导，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牛比哄哄的男子，太没有教养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个老头是这家报业集团的副总编副社长。
我躲藏在楼梯口，调整好唿吸，看到楼道间没有人了，便走到标贴上写着“总编”字样的办公室前，叩响门扉，没有人应答。再叩响，还是没有人应答。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隔壁房间走出了一个娇小利索的女孩子，手中抱着一摞文件。她疑惑地看着我，问我干什么。我说：“老总让我今天早晨过来。你知道老总去哪里了？”
女孩子说：“老总可能还没有来上班，你到办公室等一下吧，他应该快来了。”她推开了她办公室的房门，伸出手臂，让我进去。
可是，我不敢进去，我担心进去后她或者她的同事会问我一些情况，我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就会露馅。我装着很有礼貌地说：“谢谢，不用了，我就在这里等等。”
楼道的另一边有一个吸烟室，吸烟室的房门打开，就能看到楼道经过的每一个人。我走进吸烟室，一边吸着我4。5元的黄红梅，一边仔细观察着那间“总编”标贴的房门，什么时候会打开？
十几分钟后，上来了三个人，年龄都在50岁左右，都穿着夹克长裤，都穿着皮鞋，他们走到了“总编”门前，我站起身来，然而，我还没有看清楚谁是老总，谁打开了房门，他们居然都走进去了。我在吸烟室里徘徊犹豫，想着该不该走进去面见老总？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总编门前，听见里面有模煳的说话声，和突然爆发出来的笑声。我想走进去，可是又担心影响他们谈话，我踟蹰犹疑，莫衷一是。后来，我又回到了吸烟室。
又过了十几分钟，好容易等到老总房间的门打开了，走出来两个人，我心中一阵高兴，现在剩下总编一个人在办公室了，我进去后想和他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也占占别人的时间，也让想见到他的人也在外面等候。
可是，当我摁灭香烟的时候，总编的办公室走进去了更多的人，三个年龄大的，四个年龄小的，有的穿夹克，有的穿西装，这下惨了，他们进去后不知道会说话说到什么时候，而且，哪一个是老总，我更分辨不清楚了。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总编很忙，可能等到下午，等到天黑，也不会等到与总编单独相处的时间。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哪个是老总。我决定主动出击。
我叩响了房门，里面的说话声音停止了，有人打开房门，我看到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老板桌后，目光沉静地望着我，他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其余的人分散地坐在沙发上和老板桌对面的椅子上。这个50岁左右的男子肯定就是总编了。
然而，突然看到这么多的人，我又觉得当着他们的面毛遂自荐不合适。我装着刚刚发现这么多人，笑着对老总点点头说：“哦，您很忙，那我不打扰了。”我带上了房门，退回到吸烟室继续等待。
过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漫长得像走不完的夜路，老总的办公室门终于打开了，然而这次出来的是八个人，穿着灰色夹克的老总也出来了。他们走进了电梯。
我几步就跨到了电梯门口，可是电梯门还是顽强地关闭了，然后红色的数字不断缩小，电梯一层一层地向下降落。最后，数字变成了负一。有人去了负一楼的地下停车场，我想，那一定是总编。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我走进了另一部电梯，电梯飞流直下，畅通无阻，直达负一层，老天爷保佑我，让我能够追上总编。
电梯门打开，我看到灰色夹克的总编拉开一辆蓝色车子的车门，准备探身钻进，我飞奔过去，张开双臂拦住了总编，我气喘吁吁地说：“等一下子，等一下子。”
总编惊愕地看着我，下意识地退后两步。我从口袋里掏出已经被压得皱皱巴巴的简历，打开，双手递到了总编的手中，我说：“我要做记者，我一定能做最好的�
